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要着力破解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消解国家需求与企业需求、个体需求之间严重错位所带来的发展困境，即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然而，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并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作为学习者的个体也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这是长期困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只有这一问题解决了，我国职业教育才能站上新的历史起点，也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教育支撑。这一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原因在于以往面对这一问题时，往往只是直接从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与个体接受职业教育的兴趣入手制定政策，然而职业教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问题既是教育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特定职业教育形态是嵌入在特定经济体系中的，只有分析清楚经济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彻底理解职业教育问题的本质，也才可能彻底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作为经济体系核心要素的产业形态与经济运行模式是否协调，对职业教育发展有关键性制约作用。参照这一关系模型会发现，职业教育的需求错位问题只是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那就是我国产业形态与经济运行模式之间存在不协调现象，即经济政策的二元化。

一、产业形态、经济运行模式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支撑关系模型

　　经济社会学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门学科，它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挑战的结果，主张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因为它认为经济现象是嵌入在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之中的。职业教育的企业需求与个体需求是由经济行为所引起的一种社会行为，因而对它的研究需要借助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

(一)产业形态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支撑关系

　　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性问题，多数研究所持的观点是经济发展必须有高水平职业教育的支撑，然而对于这一观点有两个疑问。一是，在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确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支撑作用，但经济发达的国家并非都拥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比如美国职业教育就远没有德国职业教育的水平高，就职业能力的培养而言，美国职业教育的水平甚至还没有我国目前高，然而美国的经济规模却非常大，很强盛，在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近几年一直处于持续的温和复苏状态。从美国现象看，为什么职业教育发达与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二是，如果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为什么英国职业教育体系像美国一样弱，却对其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最终使得其在欧洲的经济领导地位被德国取代，并远远超越？

　　基于这两种现象，可以对经济与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需要职业教育的支撑，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的支撑，要看它所实施的是什么样形态的产业；国家财富的来源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国家主要依靠原材料，有的国家重点发展农业，有的国家主要依靠原创性研究与金融控制，等等，只有以高端制造业为支柱的产业形态才最需要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予以支撑；如果一个国家实施的是以高端制造业为支柱的产业形态，却又没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做支撑，那么它的发展就会无法持续，从20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可以深刻地看到这一关系。

　　下面选取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四个国家为分析样本。

　　1.美国产业形态与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关系分析

　　在职业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上，美国与德国完全不同。杜威就对美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做了如下判断：“我们国家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不是像德国那样，是商业的或技术的问题。”[1]美国当时发展职业教育面临着我们今天同样的问题：“对德国人在执行这一政策中所获得的技能和成功，我们只能表示钦佩，因为他们推行的这种政策，在美国是很难行得通的。我们既没有这种历史背景，也没有特别重视它的实际眼光。”[2]美国职业教育的这种发展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和一百年前相比，尽管美国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均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其基本功能定位没有根本改变，那就是为了人的教育而不是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美国，其职业教育称为生涯教育，生涯教育这一概念很好地体现了美国职业教育的这一功能定位。美国职业教育对产业的支撑力量很弱，其职业教育课程的岗位针对性程度比较低，比如美国职业教育中很流行“群集课程”，这种课程模式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升个体在就业中的适应面，但与此同时必然降低课程的岗位针对性。美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人才主要由企业自己的人力资源部门培训，这一需求刺激了美国人力资源学科的发展。

　　没有高水平职业教育支撑的美国产业，是如何使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呢？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非制造业，而是硅谷和华尔街，即技术创新和金融控制。

　　美国的制造业并非没有在其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的制造业一度也非常强大，整个20世纪美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所占份额都是最大的。但是美国制造业的特点是，为了降低对工人技能水平的依赖，普遍采用由福特公司首创性地设计的基于流水线的批量制造模式。“在美国，企业首要的目标是通过技术革新、工作重组和标准化生产，从而实现生产过程的理性化并减少对技术工人的依赖。”[3]这种制造模式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但同时也通过降低对技术工人的依赖而降低了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这就是美国职业教育没有德国发达，却同样可以发展起强大的制造业的重要原因。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制造的产品由于受制造模式限制，在品质上竞争不过德国、日本的产品；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抵消了其标准化生产模式所降低的成本，以致其产品在低端市场上又无法和中国竞争，最终逐步丧失了竞争优势。

　2.德国、日本产业形态与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关系分析

　　德国和日本都是职业教育非常发达的国家。其突出特征是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程度很高，日本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程度比德国企业还要高，因为日本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企业内培训，即大型企业要包揽其员工的所有技能培训任务。而且与美国职业教育不同的是，德国和日本职业教育保留了较多学徒制成分，比如我们今天广泛讨论的工匠精神，便主要存在于德国和日本。这是因为德国和日本职业教育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

　　德国、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与其产业形态相匹配的，因而很好地支撑了其经济发展。在产业发展上，德国和日本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路径。在技术的原创性方面，德国和日本没法与美国匹敌，因而它们无法控制世界上大多数原创性新技术的知识产权。虽然德国和日本也是技术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尤其是日本，二战以后其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就是“技术立国”，但他们的技术发明更多的是在具体的制造技术层面，而在技术的原创性方面与美国则有很大差距。比如德国、日本汽车在品质上都比美国汽车更为精良，但汽车是美国人发明的。在金融领域，他们的竞争地位和美国相比就更弱了，因为二战以后世界金融的中心只有美国。因此，德国和日本采取了另一条产业发展路径，那就是高端制造业，即通过提高产品的技能含量，生产个性化、高品质的工业品，使其在制造业领域处于引领地位。技能是其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

　　在制造业领域，德国、日本采取的是与美国标准化生产所不同的生产模式。尽管他们也要采取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但德国和日本还是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尽量保留了需要技能的生产方式，使得产品更加多样化，也更加精美。正如有经济社会学家在看到美国标准化制造面临的问题后所反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需要对这一模式进行反思，因为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商纷纷采取行业内最先进的技术，并且同期交通运输成本大幅下降，高品质消费品(不同于标准化产品)市场扩张，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不像美国同类产业那样，采取标准规模生产的层级制形式”[4]。比如在汽车生产的组织模式上，日本丰田公司就把美国福特公司的生产线改造成了生产岛，从而大大提升了汽车组装的质量，降低了废品率。

　　3.英国产业形态与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关系分析

　　在英国，所观察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形。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形态与职业教育模式不相匹配的国家，这种不匹配最终导致了其经济的衰退。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蒸汽机，是在英国诞生的。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英国把势力范围迅速扩张到了全世界，建立了大量殖民地。殖民地给英国带来了巨额财富，但也使英国丧失了技术革新的动力。20世纪以来，世界上鲜有原创性的技术革新诞生于英国。美国通过南北战争，取缔了南方的奴隶制度，使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转移到了技术革新。英国则完全相反。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技术创新的主导权与金融控制权又转移到了美国，这时英国能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应当是高端制造业。英国也确实是这样选择其经济发展道路的。

　　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形态必须有发达的职业教育做支撑。然而与德国所不同的是，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较好地保留了传统学徒制，把它发展成了双元制，英国的传统学徒制则在圈地运动、工人罢工、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瓦解了。在这以后英国所建立的是一个市场导向、学校色彩很浓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就使得其要发展的产业形态缺乏相应职业教育的支撑。英国政府应当看到了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出了大量旨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项目，我们所熟悉的许多职业教育新概念正是诞生于英国，如新职业主义、核心技能、国家资格框架、现代学徒制等等，然而英国的职业教育是新概念多，实践推进得慢，成效并不明显。

　　技术创新与金融控制地位的丧失，难以建立起与高端制造业相适应的高水平职业教育，使得英国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努力重新振兴经济，却最终没有成功。

　(二)经济运行模式对产业形态与职业教育的支撑作用

　　那么，英国在职业教育发展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德国、日本的职业教育体系如何才能建立起来？有学者在分析了英国、德国和法国三种典型职业教育体系时就曾提出，这三种职业教育体系与其各自的工作文化有密切关系，即在产业关系与劳动法方面，英国是经济优先，德国是社会优先，法国是政治优先。[5]从经济社会学角度看，这里面涉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高端制造业以及为其提供丰富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只有在相应经济运行模式下才可能产生。经济社会学家们通常把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模式划分为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前者以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为代表，后者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

　　新福特主义产业形态的基本特征是：走低技能、低工资、低福利的产业发展路线，通过削减工资和管理成本来提高企业利润；采用标准化批量生产模式来提高产品竞争力。与这种产业形态相适应，在经济运行模式上新福特主义崇拜竞争性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主张通过提高市场自由度，如降低劳动力的社会成本，削减工会的权力，减免对企业的税收来吸引投资，比如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特朗普提出的《减税与就业法案》，旨在提高美国产品竞争力。过去三十多年中，美国和英国加强了市场的作用，把政府的角色定位为创造条件，以保证市场的自由运作，而不再是在雇主与雇员之间促成一种妥协。新福特主义的这些主张在美国、英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反映，比如在美国，“每年的工作时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增长了一个月。每年，美国人比德国人要多工作320小时，而工资反而低(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是如此)。自1973年以来，其平均工资降了10％”[6]。

后福特主义产业形态的基本特征是：走高技能、高工资、高福利的产业发展路线，认为财富增长取决于技能开发，把技能开发看作为国家战略。后福特主义认识到，仅仅在价格上竞争，而不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经济是不可能获得广泛增长的；准确定位市场，采取弹性生产系统，小批量生产，这其实就是以上所分析的高端制造产业模式。与这种产业模式相适应，后福特主义主张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的合作，建立扁平型的劳动组织，给所有工人提供好的工作条件、高工资，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在劳资之间建立高度的信任等措施，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强企业的经济竞争力。“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工人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与工人本人资格密切联系起来(尤其是工龄)。对于企业而言，这使之有动机对工人的技能培训进行投资，同时这也成为一个工人工资不断提高的原因之一。对于工人而言，这样的体系也使之能够‘安心’投资学习企业特殊技能。”[7]后福特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产阶级中技术工人占相当大比重。

　　然而，新福特主义所主张的产业形态是很容易发展起来的，只需要政府放开对经济运行过程的控制，企业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很容易走低技能、低工资、低福利的产业发展路线。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国采取的是尽量给企业更多市场自由度的政策，把企业活力很快激发出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同时也很自然地形成了低技能、低工资、低福利的产业形态。至今多数企业仍然表示，他们并不需要职业院校训练学生多么高水平的技能，他们更为看重愿意服从工作安排、能够吃苦耐劳的品质，这种要求反过来说明企业的技术水平还很低下。

　　但是，后福特主义所主张的高技能、高工资、高福利的产业形态则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这一产业形态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的形成需要政府的引导、外部的逼迫以及制度的约束。企业愿意长期专注于技术研究与改进，采取通过提升产品品质来增加利润的产业形态。然而，当企业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更为轻松地提高利润时，就不会采取这一产业形态，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付出艰巨努力、长期积累才能形成的产业形态。技术工人愿意钻研技术，提高技能操作水平，但这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只有把工人的技能水平与其工资挂钩，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给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机会，同时提高工人就业的稳定性，才会刺激他们主动学习技能的积极性，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技能。因此，后福特主义国家都采取有协调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即通过政府、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对企业和个体在市场中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协调，来主动推动这种产业形态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产业升级阶段经济治理的复杂性，要远高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经济治理的复杂性。

　　经济运行模式、产业形态与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三者之间的支撑关系是：产业形态与职业教育发展之间存在紧密支撑关系，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形态对职业教育要求最高，它的形成必须有高水平职业教育的支撑；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形态同时还需要以协调性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在自由化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这种产业形态难以存在；高水平职业教育的形成也需要以协调性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因为它需要这种制度体系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任何一个角的缺位，将会形成二元错位现象，使这个三角形失衡，导致整个运行体系的崩塌。

　　对新、后福特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无论是放任还是协调，其行为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比如对产品定位的选择、营利模式的选择等；企业内部领导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模式，比如科层式与扁平式。

二、我国产业形态与经济运行模式的二元化

　　下面参照以上关系模型，对我国产业形态与经济运行模式的一致性进行分析。

(一)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形态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是实现产业升级，即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企业技术升级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这是一个需要持续较长时间的艰辛过程，早在1989年的《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中，就对我国当时产业结构的基本情况做出了如下判断：“当前，我国社会的总需求大于社会的总供给，在产业结构上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加工产业生产能力过大，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不足；一般加工产业生产能力过大，高水平的加工能力不足；出口产品结构层次低，某些国内短线产品出口规模偏大，同国内市场供应有矛盾。”

　　进入21世纪后，产业结构调整构成了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2005年国务院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是我国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关键性文件，该份文件确定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一、二、三产业健康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要求：“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环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企业群体，走提质增效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继续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建设制造业强国，发展高端制造业，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模式后，对下一个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要注意理解的是，我们所定位的高端制造业，不是美国那种完全基于先进生产线的制造业，而是以先进生产线为基础，需要依赖人的技能的制造业，即德国、日本的制造业。美国模式竞争力的衰退已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经验。我国的这一选择无疑是极为明智的：产业不升级，我国工业品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缺乏竞争力，经济发展很可能落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选择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形态，实现知识产权的控制，短期内我国很难做到。尽管政府极力鼓励创新，在许多技术领域也实现了重大突破，有些创新甚至达到了原创水平，但短期内我国多数技术创新更多地还只能停留在生产技术创新层面，难以达到美国那种能实现知识产权完全控制的创新水平；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把这么多劳动人口导向服务业，包括现代服务业，必须要有相当规模的基于人的技能的制造业来提供丰富就业机会。

　(二)我国产业形态与经济运行模式的失调

　　目前，我国产业形态与经济运行模式之间存在失调现象。我国未来产业形态发展选择的是高端制造业，但在经济运行模式方面实施的却是过于宽松的市场模式，这就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二元现象。正如有学者评述的：“中国经济中没有像日本那样多的非市场治理模式。虽然计划经济的惯性导致的行政干预仍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但是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机制”[8]，“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将中国经济变成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9]。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为了刺激市场活力，在制度建构方面我国需要时间对许多方面进行完善，因而经济运行的某些方面处于高度自由状态。企业管理中的重大事件决策权，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生产等，往往只集中在企业极少数高层领导手中，既没有企业内部的平衡机制予以协调，也没有外部的制度予以一定约束；在用工方面，比如工人工资的确定、招聘与解雇员工，外部制度对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约束；管理层与工人之间在工资、工作环境、工作稳定性、晋升机会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经济政策的二元化，使得我国产业升级过程比较艰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各种产业技术之间的差距，即“局部领先，系统性落后”。我国一方面拥有国际上最为先进的航天技术、高铁技术，另一方面人们却在国外大量采购优质的日常用品。局部先进的技术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通过国家的主导和投入而产生。民营企业中除华为等少数企业非常重视产品质量的提升外，多数民营企业却由于过于宽松的市场运行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其他更为轻松的利润来源途径而缺乏提升产品质量的动力，比如降低工人工资、把产品销往更加不发达的地区、通过企业并购来上市融资等等，产业技术普遍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然而如上所分析的，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所确定的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目标，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产业升级是唯一出路。要看到的是，我国经济中已出现许多逼迫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因素，比如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动力、土地等成本逐年提升，为此，许多企业开始主动采取提升产品质量的战略，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上海市人社局最近首次发布的上海市企业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10％的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在17.45万元以上，50％的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在9.51万元以上，而且近年来上海市技能人才工资呈快速上升趋势，此次调研对象涉及10多万人。[10]但是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复杂性要有深刻认识，它的最终完成需要国家确立旨在引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产业意识形态，制定并及时推出促进产业升级的新型企业治理模式。

三、我国二元经济政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需求矛盾及解决策略

　　(一)新的产业形态下需要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形态必须有发达的、产业服务导向的职业教育与之匹配，否则就会出现英国的情形，制造业最终由于缺乏高技能人才的支撑而发展乏力。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来以主动服务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为基本政策方向，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铸就了今天基本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然而尽管在发展方向上采取的是这一政策，实践中我国职业教育却更多地具有英国的特征，而不是德国、日本的特征。首先，企业对职业教育介入的程度很低，且缺乏制度基础。高水平的技能训练需要采取学徒制形式，职业学校教师是无法承担这一训练任务的，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推进校企合作，但却收效甚微。2014年我国推出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但由于缺乏企业的支持，资金又不足，推进过程非常艰难。其次，课程中理论知识含量多，工作技能训练成分少。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在努力实施能力本位的课程改革，进入21世纪后，能力本位课程改革更是得到了全面展开和深化，但在实际教学中，还是理论教学成分多，工作技能训练的成分远远不足。最后，学习者学习技能的积极性很低。即使我们办了那么多中、高职院校，通过强有力的招生引导保证了中、高职招生规模的“大体相当”地位，但这只是解决了学生进入职业院校学习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他们学习技能的积极性问题，没有多少职校生甘心当工人。英国曾经发生的问题似乎正在我国重演。两国尽管有着差异很大的文化环境，但这种差异只会影响解决问题的条件与路径，而问题的性质是可以比较的。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矛盾的经济根源

　　国家在产业形态发展方向上选择的是高端制造业，并深刻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支撑作用，因此非常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与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是相协调的。1985年的教育结构改革，提出了要使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与普通高中大体相当的目标。中等职业教育在规模上的大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入21世纪，随着产业升级目标的提出，我国政府把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到了战略地位，并提出了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一系列具体目标。最早明确把职业教育置于战略地位的文件是2004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尽快改变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切实发挥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

　　然而，由于我国经济运行采取的是非常宽松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使得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实现产业升级的内部动力，而且由于其生产方式对高技能人才没有需求而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由于没有建立起适合于高端制造业的企业治理模式，企业内部并没有构建起对劳动者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工作机会，个体对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进入技能型岗位的积极性不足。这就是企业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个体对接受职业教育缺乏兴趣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形成了职业教育的国家需求与企业需求、个体需求之间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如果不能得到消解，就可能由于缺乏支撑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大批高技能人才而使产业升级乏力，预先设定的目标不能得到实现，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下滑。

(三)重新定位企业角色是消解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矛盾的关键策略

　　既然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形态及为其提供人力资源支撑的职业教育，只有在对企业的市场行为有所限制的经济运行环境中才能得到实现，那么就需要反思我国所采取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其关键内容是重新定位企业在市场中的角色，在保证企业自主发展积极性的前提下，通过对市场规则的调整，引导企业更多地通过提升生产工艺水平、管理水平、员工的技能水平来获取利润，使之从纯粹逐利的市场主体转变为多方力量制衡下的社会福利缔造者。

　　如何实现企业这一角色的转换？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是重构企业内部治理模式。后福特主义要协调的企业两类行为中，更为基础和复杂的是企业领导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即打破领导层与工人之间的阶层化结构，使工人能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中来，改变由极少数领导者决定企业一切重大事物的治理状况。比如在德国，法律规定企业董事会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工人。这一制度在德国也曾一度备受质疑，因为它的确会在企业面向市场的决策灵活性中存在一些障碍，但最终的实践表明，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企业制度，使得工人从事生产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并能把一线生产中捕捉到的许多市场信息反映到企业决策中，从而支撑了高技能、高品质的产业发展路径。21世纪以来德国产业的出色表现已越来越显示出这一企业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计划经济模式中企业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给产业发展带来的严重问题，使得后来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把其要素全部抛弃掉了。其实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内部的一些治理方式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很高，并能参与企业决策，而不是像目前许多企业中的工人那样，只是流动的务工者，机器的附属品。后福特主义的企业制度对我国来说并不陌生。这是我国实现企业角色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

　　另外，在经济体制上，我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我国强调要发挥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决定作用，但是，决定作用不是绝对作用，控制与协调本是我国经济运行模式的内在要素。这是企业制度改革的体制基础。当然，这个改革过程一定是极为艰难的，但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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