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闫智勇(1973- )，男，山西阳泉人，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姜大源教育名家工作室，副教授，博士后。天津 300350；姜大源(1946- )，男，湖北武汉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课程建设研究院院长，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姜大源教育名家工作室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29；吴全全(1968- )，女，北京人，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姜大源教育名家工作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准确把握1+X证书制度的治理意蕴，对该制度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在治理主体的价值性冲突、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及师生主体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等深层矛盾三元叠加的背景下，及时出台并实施1+X证书制度，有利于具体落实现代职业教育顶层治理机制、更加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制度、协同改革多种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建立健全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和提高现代职业院校质量治理水平。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避免顶层设计的封闭性、改革属性的过度市场化、实施模式的培训化、价值导向的形式化和效果维度的片面化，不断扩大职业教育治理开放性，坚守职业教育事业公益性，秉持职业教育的育人本质，坚持质量和内涵发展路径，促进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1+X证书制度；职业教育；治理意蕴；治理误区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1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框架研究与构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SKU12，项目主持人：何履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15-0005-08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社会发展路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产业布局结构不断调整、生产技术水平快速升级、人民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均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从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以下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①。这为促进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至臻至善、大幅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更加完善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着力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现代经济体系转型和升级的能力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
一、1+X证书制度的背景解读
社会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异彩纷呈的矛盾运动史，在各种矛盾的形成和消解过程中，及时更新和迭代政策就会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1+X证书制度出台的深刻主旨，就在于消解规模化、外延式和资源依赖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长期累积的多重叠加矛盾。
(一)治理主体的价值性冲突长久集聚
教育治理的体系设计和教育主体的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犹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均是前者保障或制约后者，从而促使人们不断追寻改革对策，力求调和二者有序而高效地发展。毋庸讳言，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仍然存在不利于政府、企业、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各类教育主体协同发挥治理效力的问题。首先，政府在职业教育治理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绝大部分经费保障，但同时也导致其他教育主体的参与度不够。据统计，2014—2016年，政府投入职业教育的经费百分比分别是80.53％、80.88％、80.73％②，可见政府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主导职能和优势地位。政府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责任较重，反而影响了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并最终导致这些教育主体的教育话语权和教育治理权被边缘化。其次，政府各部门之间业务分工高度专业化，导致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局面长期存在。“职业教育的管理职责交叉、政出多门……无序竞争，资源使用效率偏低；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缺乏统筹衔接，不能有效实现互转互认……部门分割导致制度脱节，制约职业教育按规律办学。”③最后，政策密度大而立法滞后，导致各类教育主体权益的保障制度不健全。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多主体办学的政策文件④，然而密集的政策投放并不能掩饰各类教育主体深度协同的孱弱。究其原因在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立法进度滞后，现存的很多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条款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此次颁布的《方案》，依托的还是1996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这样改革依然会出现“刻舟求剑”的风险，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法制藩篱依然需要大力消除。
(二)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
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职业教育长期积累的人才供给和产业经济对人才的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⑤，导致职业教育的贡献率备受质疑，促使职业教育必须深化改革。当然，职业教育和产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尽管并不是职业教育单方面造成的，但确实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首先，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以学科体系导向的普通教育类型为标杆，未能突出自身独特的类属特征，过分强调按照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命题网络组织课程内容和知识系统，忽视按照行动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产生方式组织课程内容和知识系统，从而导致所培养的人才在工作实践过程中的行动能力整体建构不足，人才培养的效度备受产业界质疑；其次，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和产业部门之间产权制度改革的异步性，使得二者之间原本产教一体的治理架构，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分轨而行，这就导致职业教育和产业部门之间渐行渐远，职业教育只好以过去的、间接的知识和经验作为课程内容的来源，知识体系的创新力度、速度、频度、幅度等与产业部门的人才需求之间越来越无法接轨；最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链不断升级，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层出不穷，从而导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半衰期大幅缩短，人才培养要求与职业岗位需求之间的契合度越来越小。
(三)师生发展的可持续困境持久积存
长期以来，由于职业教育治理框架建设的滞后性和职业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性，“职业教育机构与职业教育主体之间的供需结构性矛盾”⑥不断积累，影响了师生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协同的程度以及合作的深度仍然不足，“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⑦的力度还不够，学生的就业能力、就业竞争力、就业满意度和就业对口率等仍然需要大幅度提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前相对封闭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更加难以及时追踪产业经济的变迁，短期内社会职业岗位的有效供给将相对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不断释放大量低端技能的产业工人，无效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必将不断积累”⑧，最终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其次，我国职业教育办学的封闭性特征也导致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路径不畅。仅就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核心力量和凸显职业教育特征的“双师型”教师队伍而言，其建设效果仍然难如人意。其原因在于，“双师型”教师概念的不确定性和评价标准的缺失⑨，导致很多学校采用了“双证书说”，以至于很多“双师型”教师的教学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方向并不相称。近年来，产业技术升级越来越快，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越来越快，教师转换专业和更新知识的频率也越来越快。然而，由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封闭性问题，教师即便参加教育部的“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也很难有效解决其教学技能(特别是实践教学技能)不足等问题。
二、1+X证书制度的治理意蕴
从行文程序、颁布形式和内容主旨等方面来看，1+X证书制度是国务院牵头，各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共同参与的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治理试点改革，旨在以1+X证书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点和重要抓手，促进政府、产业、行业、企业、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深度协同参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属特色，提升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因此，1+X证书制度是职业教育质量治理的手段，而职业教育类属特色塑造和质量提升则是1+X证书制度的最终目标。
(一)落实现代职业教育顶层治理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深化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手段，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与此同时，教育领域的产权制度改革也开始喧嚣起来，最集中的论点是“教育产业化”。然而，限于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制度准备不足，导致这种探索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⑩。在我国，教育产权的属性和治理结构具有复杂性：就教育产权属性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教育系统的产权更加注重政治属性和国家属性，这是教育作为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11)；就教育产权治理结构而言，教育领域党的管理(党政事务)、行政管理(行政事务)、教学管理以及学术治理(学政事务)之间的协同关系(12)，并非企业领域中的经济关系那样简单。然而，教育系统从来就不是隔绝尘世的“象牙塔”，当前的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教育更是与产业经济密切相关。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后，产业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疏离，为了建立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教育体系，国家2002年提出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13)，2018年调整完善为由国务院领导同志牵头负责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14)。但是，该制度只是职业教育顶层治理机制，还需要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手段才能够落实。为此，国务院提出1+X证书制度，调动多个部门和多元治理主体协作和互动，从而推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运转起来，以实现“良治”和“善治”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目标。
(二)更加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规模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制度不断完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颁布并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等重要文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逐渐成为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制度的核心，充分体现了产业、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话语权、教育权和治理权等，并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执行层面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其中，“产教融合”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和职业教育相互融合的教育模式，“校企合作”主要是指学校和企业合作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主要是指工作过程、生产过程和教学过程、学习过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注意的是，从历史脉络来看，这三个层次是按照“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微观—中观—宏观”次序逐渐提出来的，这表明基层的实践探索逐渐意识到：教育改革不仅需要分层递进，且需要各层之间的治理主体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微观层面的具体执行，还需要宏观层面的全面统筹。然而，由于缺乏对三个执行层次的改革进行有效统筹、协同驱动和结果认证的科学手段，导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1+X证书制度的提出，可以推动产业、行业、企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各类职业教育学校等发挥合力，可以通过运用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结合的形式认证教育投入产出、办学的投入产出以及教学的效果等，因而可以更好地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三个执行层次的协同互动。
(三)协同改革多种职业教育治理模式
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之前，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粮食部等众多部委均举办教育；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后，各部委院校多数划转给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但是仍然保留了劳动部门主管的技工教育系统，后来劳动部和人事部进一步合并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继承了劳动部门主管的技工教育序列。从此，我国的职业教育系统形成了两大协同竞合且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即教育部主管的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其名称冠字多为职业高中、职业学校和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人社部主管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技工教育(其名称冠字多为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前者行业属性薄弱，招收适龄学习者，并且颁发学历证书，学历证书不具备职业资格和职业素质水平等级的鉴证功能，需要考取社会上承认的、具有权威性的企业、行业的专业技能证书(如微软、思科等企业技能证书)，或者人社部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毕业生面向社会就业，就业的对口率不尽如人意；后者行业属性较强，既能够颁发技工学历证书，也能够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并且掌握全国职业技能的鉴定资格、用工资格和职称晋升通道，毕业生主要面向企业就业，但是随着职业教育整体规模的扩大，技工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口径开始变宽，就业对口率也开始下滑，“人才的培养质量也很难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15)。可见，尽管从理想上来看，两个职业教育系统之间理应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竞争性的协同关系，然而由于招考方式、资源配置、培养模式、结果认定、就业口径等存在较大区分度，二者相互之间协作关系较弱，只好分别自成体系办学。落实1+X证书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上述两个职业教育系统之间相对封闭的关系状态，但至少能够实现两点可以预见的改革目标：第一，教育部系统的职业院校可以借助人社部和行业企业等的职业资格证书，系统地提高师生的实践技能，从而更好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降低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第二，人社部系统和教育部系统的学历证书实现等值互认，可以增加技工院校毕业生的发展机会，从而更好地实现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竞争和协同竞合。
(四)促进建立健全国家职业资格框架
我国通过系统化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革命或改革，不断扬弃和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引进和消化外国先进经验，积累和总结社会实践规律，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改革的速度和频率越来越快，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可消化、吸收外国经验并形成本土化制度的步伐却相对较慢，具体到教育领域，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不健全，导致外国的教育理论体系占据了重要空间，MES，CBE，“双元制”、学习领域课程、MOOC，AQF，NQF，EQF等外国教育理念占据了职业教育的大量资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不断加快，新业态、新工艺、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然而相应的职业资格框架却没有及时建立健全，在某些领域不得不依靠外国的认证体系来填补空白，以至于“《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 Accord 1989)，《悉尼协议》(Sydney Accord 2001)，《都柏林协议》(Dublin Accord 2002)等专业认证标准纷至沓来”(16)。长此以往，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职业教育理论和制度的“乡土创建”颇具难度(17)，且“导致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拿来主义’盛行，学术命脉‘依附他人’，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原始创新能力下降，中国在世界职业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被弱化”(18)。可见，推进1+X证书制度，不仅是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建立的先期实践基础，同时也是在教育领域落实“四个自信”(19)的重要手段。当然，这并不是敦促大家盲目自信，而是要在继续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传承和发扬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归纳和升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经验，同时借助于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尽快完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既形成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结果和质量认定的外部保障机制，也建立起教育领域的自有话语体系，形成与外国平等交流的内部保障机制。
(五)提高现代职业院校质量治理水平
在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社会形态中，经济的有机构成总是在不断升级，从而必然或多或少地引发现代职业教育质量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德国教育体系整体向学术化偏移以及学术教育向职业化漂移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德国教育质量(尤其是职业教育质量)结构性矛盾的重要表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周期性波动，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近年来的欧盟撕裂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变轨调速等新情况，促使全球经济链条不断变速换挡，加剧了我国经济增速的剧烈波动和产业结构的频繁调整，从而导致职业教育质量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深化，复杂性不断增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特有的政府举办为主和学校形态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特征，导致职业教育质量的内部性增强而外部性不足，长期以来难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活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频率加快，导致职业教育质量的生命周期缩短，毕业生难以快速转岗换业，其以方法能力、学习能力和社会能力为核心的关键能力和迁移能力备受社会诟病。实施1+X证书制度，可以大力促进产教、校企和工学之间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从而深化改革职业院校质量治理，提升其质量治理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智力保障。
三、1+X证书制度的误区规避
从系统论来看，来自特定信源的信息总会在传输过程中受到信源强度、传输媒介的性质、信度和效度、传输通道的质量、传输速度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发衰减甚至失真。同理，改革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会由于信息失真或者衰减而落入误区。为此，既要看到1+X证书制度的有利方面，更要深入思考其可能导致的不利方面，从而使改革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并取得良好效果。
(一)顶层设计：避免坠入封闭性，扩大职业教育治理开放性
从目前来看，1+X证书制度事实上主要是由国家教育行政系统主导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体制改革，旨在通过“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的方式，实现调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的职业教育资源，促进行业、产业、企业和学校共赢协作，深化办学体制和育人机制改革，培养能够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目标。然而，国家教育行政系统只有向国务院建议1+X证书制度的权限，而没有督促国务院其他部委和直属机构推进这一制度的行政权限，更没有资格越俎代庖地代替人社部门制定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的行政权限。这就很容易导致这项改革成为国家教育行政系统领导下的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改革，从而加剧与人社部等其他部委之间的竞争关系。就此问题，前车之鉴值得反思：2019年4月2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发布《关于中国计算机学会不再承担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公告》，直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以行政方式指挥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失去了以‘第三方独立’认证的基本属性，不符合中国加入华盛顿协议组织时的承诺”(20)等问题。为此，《方案》准确地界定了1+X证书制度实施的顶层设计，即“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组织制定职业标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依照职业标准牵头组织开发教学等相关标准”(21)。因此，除了国务院需要增强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统筹职能外，国家教育行政系统也应该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保障，主动邀请国务院其他部委和直属机关、产业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1+X证书制度试点，将重点工作放在按照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建设的需要，根据应用型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结合现有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产业行业企业的职业资格证书等，理顺职业资格证书系统的框架，发现空白区域并积极展开改革试点，尽快将试点的经验上升为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并转交给人社部门专职管理；同样，人社部门也要以开放的改革精神，同步推进1+X证书制度的试点工作，协同各方尽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国家职业资格框架。
(二)改革属性：避免过度市场化，坚守职业教育事业公益性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异步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精力的有限性、职业教育专业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是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基础等原因，职业教育只有深度融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才能更好地发挥效力。因此，尽管1+X证书制度是国家行政主导的改革试点，但也必须借助市场机制和政府购买的形式推动改革进程。为此，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文件，规定“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指导职业教育与培训标准化建设”(22)，旨在积极推动社会力量按照应用型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研究、制定和完善职业资格标准，鼓励社会力量依据政府备案的职业资格标准，对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进行鉴定，颁发政府统一印制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职业教育是为社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但是其公益属性也非常明显，充其量只能说是“涵盖了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三种类型”的复杂属性的产品(23)，故而不宜完全交给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运行。在1+X证书制度试点过程中，既要运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类型，还要将教育行政主导的职能发挥出来，确保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相互制衡和协同发展。具体来说，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管，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协同人社部门、教育督导部门，对职业资格标准的研制、报备、实施、技能鉴定等环节进行监督和管理，按照专业大类及时归并证书的种类，“防止出现乱培训、滥发证现象……定期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工作进行‘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和监督”(24)，避免过度市场化而出现“唯证书”的局面，导致职业资格证书含金量下降，“金证书”变成“水证书”，并且要避免重复认证和交叠认证，以致增加学习者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
(三)实施模式：避免掉入培训化，秉持职业教育的育人本质
《方案》提出：“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培训普遍做法，制订工作方案和具体管理办法，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25)因此，全国各地的职业院校和社会机构在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时，必须兼顾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的本质特征，避免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而将课时和学时缩短，将应该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压缩，从而使职业教育变成职业培训。必须明确的是，尽管教育和培训在广义上都属于教育范畴，都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二者的本质、定位、属性以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有差异的。从学习迁移的理论出发，最能够揭示教育和培训之间的本质差别。迁移具有自迁移、近迁移和远迁移三个水平，培训主要关注的是自迁移，因此多以企业真实的工作过程作为教学过程，受训者只能完成结构化的工作任务或者单一情境中的工作任务；而教育则不仅注重自迁移和近迁移，而且更加注重远迁移，因此需要通过归纳企业真实的工作过程，从而形成典型工作过程，并按照技能迁移的三个水平和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构建三个以上的结构化、序列化的学习情境，保证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训虽然不能系统化地培养教师和学生的职业素质，却能够通过“短平快”的方式及时补充产业行业企业中的最新职业要求。可见，尽管教育课程和培训项目不一样、教育与培训有差别，但是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相辅相成的微妙关系。
(四)价值导向：避免落入形式化，坚持质量和内涵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现在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26)；据统计，2017年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不含应用型本科以上层次的专业性教育)的在校生人数为26977255人，相比2004年的20574134人增加了31.12％(27)。同时，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升级趋势明显……外延发展进入瓶颈期，内涵建设正当其时”(28)。从职业教育的学校数量来看，2017年比2004年减少了25.46％，其中初等职业教育锐减97.85％，中等职业教育大减26.17％，而高等职业院校却增加了32.57％(29)。同时，应用技术本科院校已经于2015年年末批准设立，到2022年还会有“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30)。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体系升级和结构调整已经是大势所趋。职业教育体系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来自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在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两个要素的制约下，职业教育外延发展道路开始进入平台期……职业教育已经经历较长时期的外延型发展，为转向质量型发展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动能转换积累了深厚基础。”(31)因此，1+X证书制度作为职业教育治理的形式和手段，其终极目的是引导职业教育通过开放性的治理格局，通过“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32)，大力消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促进人才的可持续化发展。
(五)效果维度：避免陷入片面化，促进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
在智能制造时代，简单劳动和重复劳动越来越多地被智能机器所替代，仅仅具备单一职业岗位操作技能的劳动力越来越不能适应产业升级浪潮下职业岗位的频繁变迁。因此，在当今时代，职业教育必须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格局(33)，紧密围绕“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34)展开。职业素质包括职业领域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情感、意志和规范等多个方面，它们是有机的整体(35)。因此，1+X证书制度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学历证书和技能证书的代数加和，也不能理解为知识、技能等职业素质的代数加和，而是要将教师的传授过程、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企业的生产过程统一起来，依托系统化的工作过程课程、教学范式以及人才测评手段，推进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并驾齐驱，操作技能和心智技能的共同发展，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的共同培养(36)，最终培养出能够适应岗位变迁、业态变化、工艺革新、技术升级、产业转型等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注释：
①⑦(21)(24)(25)(30)(32)(34)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Z].2019-01-24.
②(27)(29)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③葛道凯.中国职业教育二十年政策走向[J].课程·教材·教法，2015(12)：11.
④祁占勇，王志远.改革开放40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政策的演进与展望[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1)：83.
⑤⑧闫智勇，吴全全.经济新常态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层矛盾探思[J].中国高教研究，2017(1)：100，101.
⑥闫智勇，吴全全，蒲娇.经济新常态下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构想[J].教育与职业，2017(1)：5.
⑨闫智勇，吴全全.经济新常态下职业教育师资建设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21)：35.
⑩曾宪军，孙智富.“教育产业化”的立论及后果之负面效应[J].理工高教研究，2003(6)：32.
(11)陈诩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M].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194-195.
(12)闫智勇.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66-67.
(13)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Z].2002-08-24.
(14)高靓.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N].中国教育报，2018-11-28.
(15)刘培娟.关于技工教育发展的若干问题探究[A].国家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科研成果(六)[C].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管理办公室，2017：2.
(16)(18)刘冰，闫智勇，吴全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的源流与趋势[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33)：10，11.
(17)路宝利.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课程变革中“乡土话语”诠解[J].职业技术教育，2018(16)：14.
(19)习近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8-12-27.
(20)关于中国计算机学会不再承担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公告[Z].2019-04-03.
(22)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 教职成[2019]6号[Z].2019-04-10.
(23)徐小容，朱德全.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4.
(26)谢俐.奋力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19)：25.
(28)(31)闫智勇.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正当其时[N].中国教育报，2018-10-09.
(3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18]15号)[Z].2018-05-25.
(35)闫智勇，吴全全.职业教育教师专业素质评价的困境表征与原因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69.
(36)闫智勇，吴全全，徐纯.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演进历程与发展趋势[J].职教论坛，2019(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