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克东(1972- )，男，浙江新昌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成军(1963- )，女，浙江兰溪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7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是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内在深化，也是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应然追求。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要义在于深刻把握标准、制度、队伍及平台四个关键词的实质内涵，其中标准是基石，制度是核心，队伍是关键，平台是载体。高职院校应明确办学定位，坚持育训结合、德技并修；优化治理结构，坚持党的领导、章程统领；聚焦专业建设，坚持集群发展、特色取胜；提升师资素养，坚持师德引领、引育并举；深化产教融合，坚持立足地方、精准对接；加强国际交流，坚持双向互动、标准输出。
关 键 词：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双高计划；职教20条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13-0009-07
我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在法律层面明确界定高职教育概念的国家，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高职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过程，尤其在经过“示范校”与“优质校”建设的强力推动后，更是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尽管高职教育办学质量实现了显著的跃升，但在服务国家战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同人民群众的期待、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国家对高职的战略定位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实现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进一步跃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双高计划”)公布实施，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那么，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时代背景及价值意义何在？与“示范校”“优质校”建设的内容区别主要体现在哪里？未来发展的路向又在何方？这些都亟待通过对文本、概念、命题等的仔细研读予以辨析。
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逻辑起点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一系列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动力源泉，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持续深化并向世界提供职业教育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产业转型升级，归根结底需要人才水平随着产业跃迁同步提升。目前，我国共有技能劳动者1.65亿人，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高技能人才4791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9％。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技能劳动者比例偏低且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瓶颈。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我国在理念、设计方面已经领跑世界，但由于缺少掌握新工艺、高技能的人才，依旧需要引进国外技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一批能够代表中国水平、有效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国工匠，成功与否事关我国能否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提质升级。
(二)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内在深化
从“示范校”建设到“优质校”建设再到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始终都在强调内涵建设，但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院校内涵建设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内涵建设的要求不再是完成几门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开发、制订符合职业院校生源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等基本改革活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内涵发展的实质要义是基于国家战略、地方实际、学校基础，强化专业集群发展的理念，坚持专业群对接产业群、产业链的办学思路，不断扩大专业发展面向，激发专业发展活力，形成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对此，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需要洞悉产业发展的先机，通过联合行业顶尖企业，共建共享高端技术创新研发平台和人才培养平台，适时跟踪、引领产业发展，服务全产业链。同时，还要及时调整专业方向，做好专业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训，服务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企业技术革新。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内涵深化实质上是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实践的深化，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百万扩招计划的实施，院校人才培养不仅要面向应届生源，更要面向更多有社会工作经历的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群体，这意味着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方式、院校教育资源的分配整合上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是过去的国家项目化推动高职院校建设未有涉及的，需要通过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树立起类型教育的新示范。
(三)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应然追求
我国在高职教育改革初期，先后借鉴了德国“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TAFE等，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初步建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此同时，我国还有延续千年的学徒传承沉淀出的工匠文化，以及近代伴随工业化发展所凝聚的职业教育办学精华。这是在时代交融与冲突中析出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蕴藏的特色基因。在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与实施，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已经不仅是一个单向度的适应国际标准与规则的过程，还需要在适应国际规则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与创新，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标准与规则。这应逐步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基本出发点，要输出中国的标准，为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就要通过一定周期的扶优举措，立足中国悠久的文化，集体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职业教育理念在院校实践层面的优质成果，进一步将大国工匠培养、职业教育扶贫、产教融合示范、技术技能文化传播等体现大国水平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形成的国际可认可、方案可对接、经验可复制的模式加以推广。
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属性特征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是我国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持续深化，也是时代发展赋予高职院校的崭新使命。为了明晰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发展路向与行动路径，有必要充分把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属性特征。基于高职教育的本质属性以及内在发展逻辑，结合“职教20条”与“双高计划”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特征描绘，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要义在于深刻把握标准、制度、队伍以及平台四个关键词的实质内涵。
(一)标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基石
“高标准”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基本立意，“职教20条”明确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制度标准不够健全”“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并提出“要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双高计划”也将标准的开发与应用作为重要建设任务，明确指出“校企共同研制科学规范、国际可借鉴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产业先进元素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因此，标准引领理应成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首要属性特征。
首先，要树立标准化办学的强烈意识，争做标准办学的“示范者”。“职教20条”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同普通教育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类型，而标准建设正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类型教育的标志和根本。为此，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应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并通过与行业、企业的紧密合作，将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关键环节的标准化建设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牛鼻子”，应积极面向并精准对接区域市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在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标准范式开发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落地开发包括专业设置、课程方案、校企合作、课堂教学、学生评价等一系列人才培养要素的校本标准，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标准体系，以高标准来引领人才培养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其次，要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开发，争做一流标准的“制定者”。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体系，内容包括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标准等，雏形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职业院校设置、专业与课程教学、顶岗实习、教师专业能力与企业兼职教师能力要求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要勇于担当，在不断探索校本标准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规律，形成系统的、可复制的标准开发范式，为国家标准制定提供全面客观的科学数据与实际参考。除了要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开发外，还应实质性地参与行业组织活动乃至牵头组建新兴领域的行业组织，牵头或推选人才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抢占职业教育在行业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最后，要率先开展标准的国际化，争做中国标准输出的“先行者”。“双高计划”明确指出，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开发国际通用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质量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实现本土高职教育标准的国际化并实现输出是“双高计划”建设成效的重要衡量指标，这就需要有一批懂专业、懂标准、懂国际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率先将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专业教学、优质课程、职业技能评价等标准实现国际通用，并通过国际开放办学充分运用到留学生培养、境外办学和国际培训中，为面向世界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标准做出贡献。
(二)制度：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
高水平不仅体现在一些关键性的数字指标和显性成果上，更为重要的是激发高职教育可持续改革创新的制度保障是否能够建立。“职教20条”和“双高计划”都凸显了制度创新在实现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目标上的至关重要性，并聚焦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关键性体质机制障碍，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举措。
首先，1+X证书制度是对我国职业教育的一项突破性、创新性的重大制度设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要成为落实1+X制度的“主力军”。要率先开展1+X证书的落地制度建设，实现复合型、创新型、发展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适配优化，模块化、层次性、多接口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动态调整，基于育训结合、主辅修、职业综合能力训练，在学业修习、指导、认定及转换等方面建立健全运行机制，为学生获取“X”职业技能证书提供相应的制度通道。
其次，专业集群发展是职业院校适应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链式发展模式的一种应然性选择，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要率先成为专业群制度创新的“引领者”。要根据区域产业集群的类型和特征建构与之相匹配的专业群类型，以专业之间的技术关联、行业关联与职业关联作为整合专业资源、构建专业群的基本依据，以群建院或组建跨院系的专业群基层教学组织，构建权责明晰、灵活适应的专业群管理体系制度，实现专业群内资源的高效互通与整合，并系统构建“平台+模块”的专业群课程体系，以及阶梯化的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从而真正打造一批“地方离不开”和“行业都认可”的专业群。
最后，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提升是职业院校激发内在发展活力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要成为治理结构改革创新的“拓荒者”。一方面，从规范办学制度入手，针对参与办学的政校行企多元主体，从咨询、协商、决策到执行、监督的各个层面建立健全治理组织和管理制度，提高制度的系统性、开放性和协同性，为健全现代职业院校的治理体系夯实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将制度建设的重点面向制度创新，在国家经济社会制度和职业教育制度变革的大背景下，针对国家政策制度的落地率先回应，针对约束发展的瓶颈、桎梏大胆改革，以制度创新来引领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三)队伍：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关键
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教师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没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职教20条”和“双高计划”都将师资队伍建设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目标实现的关键，不仅明确了师资队伍建设的方向，更给出了师资队伍建设的具体路径。
首先，要有一批专业化、结构化的高水平“双师”教学创新团队。职业教育跨界、整合的属性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结构的多元化特征。从类型来看，既要有能够传授专业理论知识的“经师”，也要有从行业企业引进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师”；从层次来看，应包括能够胜任课堂教学的初任教师、掌握课程开发能力的骨干教师，以及带领教学团队达成教学目标的专业带头人。团队内部成员应该分工合理、年龄互补、专兼结合，既能紧跟产业升级发展，并与行业、企业形成紧密的互动机制，更能灵活高效地完成组织赋予的各项教学任务，并在不断适应与变革中突破组织发展瓶颈。
其次，要有一批专家型、领军式的高层次专业带头人队伍。专业带头人队伍必须具备专业建设领军能力，具体包括专业发展环境的预测与研判能力、专业课程体系的架构与开发能力、专业教学团队的打造与执行能力、专业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能力。要引育并举，打造行业有权威的专业带头人，发挥其在整体提升专业教学团队职教能力、引领提升专业技术领域应用研发与技术服务水平以及融入行业核心圈整合利用校企资源中的“领头雁”作用，从而夯实专业群建设的基础。
最后，要有一批精技善教、行业顶尖的高技艺“工匠之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规律决定了一些默会性的工作知识是很难通过文本化和符号化的途径获得传递的，这就需要打造一支思想素质过硬、技艺高超并且善于传授的技术技能大师。要在柔性聘任、兼职兼薪等用人机制上进行改革和突破，真正实现“引得来、用得好”，根据技术技能大师生涯发展的独特性改革职称评审制度，系统打造技术技能大师生涯成长体系。要广泛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工匠型教师成长发展的重要平台，建立并完善工作室规章制度，激发技术技能大师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上的主动性。
(四)平台：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载体
职业教育是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其健康发展离不开同行业、企业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上的紧密互通。“职教20条”和“双高计划”都将产教融合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提出要建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以及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从国家层面看，全国已组建了56个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1400个职教集团，有3万多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基本形成了产教协同发展、校企共同育人的格局。就院校层面而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更关注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力争将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
首先，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要体现高端性。合作对象上要体现高端性，重点选择区域、行业的领先企业、标杆企业以及产教融合型企业作为合作对象，以便发挥优质资源集聚优势，提升职业院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目标定位上要体现高端性，如抓牢地方产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走出去”企业共同组建校企协作组织，推动产教融合从本土走向国际合作的领域。资源建设上要体现高端性，如共同开发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课程标准，通过企业项目的教学化改造建设优质课程资源，建设专业化的产教融合高端实训基地等。
其次，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要拓展新路径。产教融合的平台构筑及实现路径不能局限于某一种固定形式，而应适应不同产业的发展形态、需求和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特点，探索建立职教集团、产业联盟、产业学院等不同形态，共享基地、协同创新、校地合作、资本混合等不同类型的产教融合平台组织，不断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创设产教融合各项政策落地、各类个性化模式探索的实施载体，营造产教融合发展的良好环境。
最后，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要形成共同体。平台搭建的核心在于实现内部运行机制的畅通，人、财、物、信息等资源要实现高效流通互动，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打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学校与企业之间可以实现充分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融合，应以校企协同的人才培养为核心，建设集人才培养、科技攻关、团队建设、技术服务、智库咨询等功能于一身的产教融合平台，并融入区域产业发展平台，推动平台从虚拟化走向实体化。职业院校要以优质办学资源及智力资源参与实体化运作，把合作平台提升到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新层次，形成产教融合发展、同频共振的良性循环生态圈。
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行动方略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满足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的价值特征，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应尊重学生个性化成长的需要，为学生彰显自身人生价值提供多样化的平台与路径。因此，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要义便是始终肩扛职业教育改革大旗，依照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统筹多方资源，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治理水平，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一)明确办学定位，坚持育训结合、德技并修
“职教20条”明确了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目标任务与举措，1+X制度更是集中体现了育训结合的特征，并为上述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十分清晰明确的制度创新路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应勇于担当，率先开展1+X制度的试点。一方面，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办学的根本任务，把“1”做好。“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①，把思政教育、劳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以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育人的主阵地进行系统筹划；要对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进行科学引导并夯实学生的关键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由于人工智能、3D打印、物理信息融合等先进技术手段在工作场所的运用都将导致硬技能重要性的逐步弱化，而学习能力、沟通交流能力、职业精神等软技能对于学生未来职场生存正愈加关键。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为学生取得多类型、多层级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供灵活、及时和多样化的通道。要积极参与开发一批“X”证书，并联合政、行、企等机构开发或参与目录外技能证书的制定、核发工作，将1+X证书纳入人才培养体系；要构建基于学分转换的课程体系，通过“学分银行”制度的创建实现学生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要鼓励学生自主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通过系统而专业化的培训拓展学生的就业本领。
(二)优化治理结构，坚持党的领导、章程统领
“职教20条”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职业院校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牢牢把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将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考评”。“治理水平先进是基石”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要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明晰与优化党委在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政治权力以及政治职能，积极探索由党委书记、校长、职工代表、合作企业代表、行业专家等主体组成的理事会制度，明确学校重大决策咨询、决策与执行的程序，切实发挥利益相关者的积极作用。其次，要加强顶层设计，依法制定体现高职教育特色的章程并建立健全与章程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以章程为统摄完善其他规章制度的修订、调整与补充工作，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管理上的主导作用，赋予教师群体参与学校管理与决策的权力，完善以教代会为基础的民主管理与监督机制，创新行业企业参与学校治理的有效形式和途径，实现政治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民主权力的规范有序运行。最后，要构建以教师为中心的管理运行模式，深化二级管理改革，赋予院系在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团队建设上更多的自主权力，建立并完善保障教师专业自主权的管理运行机制，从过去的压任务、设指标转变为搭平台、赋权力，真正激发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的主动性。
(三)聚焦专业建设，坚持集群发展、特色取胜
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载体，专业建设质量是衡量人才培养质量和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关键衡量指标。为了应对当前区域产业集群化、链条式的发展趋势，专业集群发展正成为专业建设的新范式，仅依靠单个专业进行建设已经难以满足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双高计划”也将高水平专业群作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依托。因此，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过程中，应改变过往聚焦单一专业的方法，打通专业之间的资源隔阂，实现抱团取暖、集群发展。首先，基于区域产业集群内部职业岗位群的分布特征科学组建专业群，在明确区域产业集群的类型特征及其所服务面向的职业岗位群之后，可依据职业岗位群之间的关联模式组建与之相匹配的专业群类型；其次，构建适应专业群建设的创新型组织管理模式，根据专业群建构的类型与特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群管理组织，打破专业之间的隔阂，建立专业间的内在联系与协同机制；最后，系统规划打造“平台+模块”的专业群课程体系，根据专业群与职业岗位群的内在逻辑关联，构建“底层共享、中层互融、高层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
(四)提升师资素养，坚持师德引领、引育并举
师资队伍是当前制约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进一步跃升的关键瓶颈，无论何种先进的创新理念都需要教师去落地实施。“职教20条”明确指出要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并清晰指明了未来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方向与具体路径。首先，要加大对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力度，彰显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独特性要求。为了能够招聘到高职院校所需要的人才，应该注重加强与行业、企业、技术研发型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通过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交流，拓宽高水平师资的来源渠道，同时也为本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以及应用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提供高层次平台。其次，要构建系统化、阶梯化的教师培训体系。可以通过建立教师发展中心这一平台载体，以标准为引领，按照分类、分层的原则，为教师提供多样化的生涯成长路径。最后，要以专业带头人队伍为核心，探索构建高水平、结构化的教学创新团队。应明确专业带头人能力标准，建立并完善专业带头人激励与考评制度，落实赋权增能，为专业带头人“带好头”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五)深化产教融合，坚持立足地方、精准对接
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发展的主线，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应在合作对象选择、合作机制以及合作内容上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带动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逐步深化。首先，应根据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及其对产教融合的需求，建立类型多样的产教融合联合体。不同产业领域在发展的成熟度、技术与人才的需求度以及合作需求的强烈度上存在很大区别，应根据区域产业的类型与特征建立多样化的产教融合联合体，不能局限于某种固定范式。例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以校企深度合作、产教深化融合为办学主线，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积极推进共享基地型、集团联盟型、资本混合型、校地合作型、研发引领型和丝路互惠型六种类型的产教融合高端平台建设。其次，应创新并完善产教融合的管理运行机制，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要系统构建产教融合的利益驱动机制、协调运行机制、评价导向机制、合作保障机制，从而达成教学生产共时、技术资源共享、课程体系共建、校企双方互利共赢的目标。最后，应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深化产教融合。尽管产教融合平台肩负着多样化的功能，但人才培养是其核心工作，应通过专业与产业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教学评价与职业标准对接，共建“双师”教学团队，优化教学运行机制，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优化。
(六)加强国际交流，坚持双向互动、标准输出
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标准与规则，这应逐步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工作开展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未来评判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的重要衡量指标。首先，要提升国际交流合作层次，基于学校特色打造品牌项目，不能一味贪大求全，而要有的放矢地找准自身的优势，尤其是明显区别于本科院校的国际化合作内容。例如，在国际科研合作上，可以发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优势，依托“走出去”企业在海外设立技术研发中心，主动参与到全球科研合作体系之中，通过深度融入全球技术创新价值链，不断提升自身在技术研发领域的优势与话语权。其次，要以标准建设为引领，向世界贡献职业教育的“中国方案”。标准是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核心要素，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合作的主动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在标准建设以及标准输出上要争当“排头兵”，应联合“走出去”企业积极开展相关标准的建设工作，积累标准制定经验，形成系统、科学的开发范式，并通过境外办学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输出中国标准。最后，应坚持以质量为先导，逐步建立评估主体多元的国际化质量监测与保障机制。在国际教育教学资源的引入上，应严把入口关，无论是师资、课程，还是其他教学资源，都必须保证其优质性，从而通过资源引入有效带动自身发展；在本国教育资源的输出上，则应始终坚持以提升质量为核心旨归，精准定位国际职业教育市场的需求，根据自身的特色寻找合作方，系统筹划合作进程，稳定输出优质资源，共谋合作质量的提升。
注释：
①钏助仁，张涛.新时代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现实要义、行动逻辑与路径[J].教育与职业，2019(1)：22.
②姜大源，董刚，胡正明，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笔谈)[J].中国高教研究，2018(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