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异质文化体系间语言文化、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差异，传统意义上以语言符号转换为主的语际翻译造成的文化稀释难以避免，不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鉴于此，文章提出视觉翻译概念，解析了视觉翻译的四大核心议题，并以《中国绘画三千年》及乐府诗《木兰辞》的对外传播为个案，描写了文字、图形、图像与视像的信息重构对于目标语受众解读中国优秀文化的推动力，揭示了视觉翻译的多符号体系互动对于文化话语传播的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也启发相关传播主体要最大程度减弱文化稀释现象的不良影响，打造融通多种视觉符号的传播链条，推动视觉翻译策略的深入运用，使得中国文化话语的对外传播更具感染力、亲和力与可对话性，实现中外文化的真正融通。

　　关键词：中国文化；文化稀释；视觉翻译；多符号体系互动

　　作者简介：吴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上海，200092）。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项目编号：19ZDA339）。

　引言

　　长期以来，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限定于语言范畴内的转换。20世纪50年代Jakobson的翻译三分法虽然在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之外，提出了符际翻译的概念，但是其将语际翻译认定为“真正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使得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更为关注语言层面的转换。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是主要经由语言翻译这一渠道。鉴于此，译者只有把中国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指称意义与联想意义全部译出，目标语受众才有可能真正透彻地理解原文本旨。然而，中外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层面存在的差异使得语言翻译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指代性空缺，增加了文字间意义阐释与转换的缺失与变形，译者只能借助目标语文化场域内受众熟知或可以理解的概念术语或形象来对原语文化元素进行归化处理，这样受众对于原文的解读就会变得浅薄，甚至与原意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原语文化元素在跨文化对话过程中被大量稀释、摊薄乃至失真，大大增加了目标语受众误读、曲解中国优秀文化的可能性。

　　所谓文化，就是“由一个共同体基于历史，面向未来，协同开展的，由器物、制度、观念体系所体现的，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1)1。在信息网络技术及电子媒介的合力之下，以动画、电影、漫画、短视频、网站等形象和影像为主生成和传播信息的视觉文化业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形态。文化交流与知识传递方式不再仅限于书面语言层面，语言符号与非语言视觉符号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越来越频繁，逐渐呈现复杂、开放的多样化面貌。视觉文化本身的直观性、形象性、愉悦性大大拓宽了不同文化间交际的力度和效度。灵活运用文字、图像、视像等不同符号在意义与结构上的重组，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语言转换中的指代性缺失，为阐释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理念提供丰富充分的场域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为尽可能避免传播过程中文化稀释的现象，与世界其他文化展开具有建设性的互动与交流，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也可借力视觉文化的蓬勃之势，突破传统意义上以语言转换为主的语际翻译定式，将关注焦点拓展至更广阔的视觉翻译领域，探索原文本衍生出的多元化视觉媒介形态，以消弭目标语受众在解读原语文化内涵时的障碍。

一　中国文化翻译中的“稀释”现象

　　稀释（dilution）是化学领域的专业术语，指对现有溶液加入更多溶剂而使其浓度减小的过程。文化稀释（culture dilution）指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一种文化体系为适应或融入另一文化体系所经历的弱化、误读、失真、扭曲、变形与失落等。Baker指出“将一种叙事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污染’，如此一来，原始叙事本身可能会受到稀释或改变的威胁”(2)2。从本质上来讲，翻译主要着眼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性，而文化稀释的后果之一便是人为地扩大了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淡化差异性，进而造成文化信息与内涵传递的不准确与不充分，最终引起文化亏损与丧失现象。对此，Hermans也认为“虽然先入为主的判断和视野能够让我们识别或解释差异性或他者中的相似性，但是扩大某些或某类相似性会形成阅读障碍，同时也会在理解其他方面时产生盲点”(3)3。

　　中国文化在对外翻译过程中，被稀释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富含文化意蕴的词意往往失落殆尽，如“红楼”一词散见于诗词歌赋，既有宋代史达祖《双双燕》“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里红色的楼之意，亦有白居易《秦中吟》“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中富贵人家女子的住房之义等；《红楼梦》的书名一读之下，即会有丰富的中国文化联想与阐发。而红色在英语文化中的内涵全然不同，英译名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与《红楼梦》中“红楼”的内涵、审美、韵味相龃龉，极易在目标语受众中产生误读与曲解。

　　诗歌翻译中的文化稀释现象普遍存在。诗歌是具有独特美学结构的文化形态，各种意象、节奏、韵律、结构交织使得仅靠文字手段的诗歌翻译变得异常困难，原文特色鲜明、意蕴丰赡，而译本内涵破损、意蕴丢失现象无可避免。即便译本保留与原文相似的文本形式，但由于社会习俗、文学传统与审美习惯的影响，也难以避免美学信息的丢失。信息的遗漏会导致原文中复杂微妙的情感和思想无法忠实表达，直接影响其在目标受众中的接受程度。

　　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在外译过程中被削弱的现象亦可一论。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蕴含深厚的美学气质与和谐精神。书法作品的笔画章法参差错落，浓淡相间，在艺术的均衡处理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展开了具象化的陈述，具有陶冶身心、怡养性情的强大功能。而林林总总翻译后的中国书法作品多陈述编年历史、笔法形态、书法家传记等，翻译方法多以简单音译或归化性处理为主，这些翻译实践更为强调书法艺术的技巧性与知识性，而书法蕴含的审美与人文功用严重流失，被稀释的中国书法事实上已在受众文化体系中仅存外壳，内里的精神实质已严重削弱。

　　由于异质文化体系中的巨大差异，以语言符号为主的语际翻译策略使得诗歌、书法、小说等中国文化形态的完整性、生动性、丰富性与充盈性被大幅稀释，由此引发的文化误读与扭曲不利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亦难以获得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的认知与接受。为此，以更加有效、合理的视觉翻译策略补偿语言符号翻译的不足，减弱文化稀释的风险，促进中国优秀文化话语的对外传播则十分必要。

　二　中国文化的视觉翻译

　　（一）语言视觉符号翻译的不足

　　文字语言的抽象、概括、凝练等特质会在文化传意表情中形成一定阻碍，稀释掉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国惯以文字呈现文化内容，这与国人的习得认知传统相关联。古代先贤就已意识到了通过文本表达思想的欠缺，如《周易·系辞》上篇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先辈为弥补文字表意的不足，借助带有隐喻特征的象、辞交互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天道的观照和体悟。《诗经·大序》中也写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上述均认为要借其他渠道补偿文字在交流过程中阐述的不充分，寻求更易被目标受众解读的多符号体系来展现单一语言符号难以实现的意义表达。

　　上述现象也是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难题。由于翻译需要跨越不同语言文化体系来进行理解与创造，而不同体系有着不同的概念系统、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这些维度往往又不能完全通约，这极大程度上增加了翻译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1)4。“语言是一种有限和扭曲的媒介”(2)5，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失真总是不可避免。即使译者的翻译能力再强，仅凭单一的抽象语言符号，很难确保一种语言文化体系在进入另一文化体系时不被稀释，从而致使文化再生产所呈现出的“他者”形象无可避免地被浅化、被扭曲。由是观之，在文化对外传播的具体实践中，除了纯文本的书面文字翻译外，如能辅以恰当的非语言视觉符号，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失真，弥补翻译中的损失，为目标受众展现直观的“他者”形象，降低文化误读。

　　（二）非语言视觉符号翻译的重要性

　　翻译是不同文化体系间实现沟通交流与话语认同必不可少的桥梁，而传统意义上被奉为真正翻译本体的语际翻译在视觉文化时代或图像时代的解释力与传播力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面对形象化的文化内容（如饮食、绘画、建筑、书法、雕塑等）时，抽象的语言体系很难诠释出其本要表达的全部意义。Munday强调“应将目光投向书面文字以外的内容，把视觉及其他多模态融入研究之中”(3)6。对于此，Jewitt将意义系统延伸至整个符号资源体系，指出“意义的生成即在不同符号资源中进行选择并对之进行有效的组合”(1)7，这表明学界已经意识到语言符号的局限性，认为意义的生成绝非单一语言符号作用的结果，其他非语言视觉符号对于意义的生成同样重要。

　　以图形、图像、视像等为主的非语言视觉符号集直观性、形象性、愉悦性于一身，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吸引力与感染力，契合视觉文化时代受众的阅读路径与选择偏好，能在丰富直观的话语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较好地满足目标语受众的认知需求。以李子柒短视频的传播为例，其内容涵盖中国传统饮食、刺绣、服饰等文化元素，每一帧画面都饱含中国意境与中国式的温情与和谐，让受众看到鲜明、立体、生动的中国文化原貌，而非沉默、抽象、含糊的文字符号。视频、图像等符号体系能扩大中国文化的目标受众群体，有效减少文化被稀释的可能性，也由此在关注视觉符号体系的表意功能之外，引导我们思考语言符号与非语言视觉符号间的关联、互动与合作，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路径带来富有创见性的思路转变。

　　（三）视觉翻译的定义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视觉翻译策略能够更真实、充分地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是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概念界定来看，视觉翻译即运用文字、图形、图像、视像等多符号系统的重组、编码与互动来实现不同文化体系间交际的翻译行为。这一翻译策略尊重视觉文化时代文化生产与转换的多媒介属性，强调翻译过程中多符号体系间的交互与联动，拓展了一直以来以语言转码为主的翻译实践行为。

　　迄今系统性阐述视觉翻译研究的文献较为缺乏，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多数文献浅尝辄止地提及翻译与视觉文化间的关联(2)8,描述符际翻译过程中的视觉符号(3)9，阐释多模态话语中的视觉模态(4)10，探究文学文本中语言视觉层面的翻译(5)11等。这一研究现状与裹挟整个社会生活的视觉文化发展现实不相符合。

　　Jakobson(6)12在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提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与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的翻译三分法。长期以来，语际翻译被视为翻译研究的内核，而非语言符号之间以及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符号转换则被视为边缘性研究。但视觉文化时代图形、图像、视像等共同构建了大众熟悉并广为接受的视觉语言体系，语言文字符号不再是意义生成与传递的单一或主要渠道，甚而以至于只能成为各种视觉符号的补充与注解。在这种语境下，翻译活动的属性与功能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Gentzler(7)13从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多元性与开放性等维度认为翻译发展环境的丰富充沛使得翻译活动穿行的媒介在发生巨变，因此应拓展翻译研究和翻译活动的疆域，重新定义并重新规划翻译行为。因此，视觉翻译概念回应了当今时代翻译实践的发展，拓新了翻译研究的传统视域。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当原语文化元素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找不到对应的术语或概念来表述，或者是原语文化系统中的短语在目标语文化体系中找不到合适的运用语境时，视觉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其通过漫画、图像亦或视频、超文本等形态，延展了目标受众的阅读链条，促使目标受众获得直观、即时的认知与审美愉悦，并进而对相关主题、场景与氛围产生深度认同与感受。

　　（四）视觉翻译中的多符号体系互动

　　通过上述对视觉翻译概念的解析可知，视觉翻译强调多种视觉符号体系的互动，这种互动可有效减少文化话语在传播过程中的亏损与失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化元素被大量稀释的危害。某种意义上来讲，多种符号体系的参与与互动是对沉浸式阅读的一种解构，“承担了超语言的部分功能”(1)14，能够为目标受众提供一种整体的文化氛围，使其更好地把握单一符号所传达的模糊含义，帮助受众澄清一些对原语文化错误的认知，改变读者脑海中固有的刻板印象，进而获得愉悦的文化体验。

　　在视觉翻译实践中，目标文本意义的生成与良好接受效果的实现往往需要多方合力。如《论语》《孟子》等典籍改编为英文版漫画时，语言文字符号和非语言视觉（如图画）共同参与其中，这种符号互动走出单一视觉符号的抽象性阅读与思考，使其处于文字与图画共同冲击的新鲜视觉感知之中，可以增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效力。多样化符号体系间的互动能够充分调动多种感官的参与，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多媒介体验，跨越中国语言文字因民族性和他异性造成的巨大文化鸿沟，激发文化蕴藏的联想意义、创造意义以及接受意义，为受众揭示单一视觉符号未能表达出的文化深意，加深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对话、理解与接受。

　　此外，多维符号体系互动能够实现多种符号资源的重构，提高文化信息传播的可持续性。重构即“强调原结构解体还原成每个局部的基本原始单位后重新组合，构成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以前的新结构”(2)15。如将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其他经典著作如《老子》《聊斋志异》《本草纲目》做成本地化网站，以超文本为载体再现中国经典文化，同时融入相关的文章、视频、游戏等元素，形成一个全新的超文本语境，借助其快速、高效、便捷的传播优势，为目标受众全面、准确、深入了解与接受文化信息提供可反复回看、欣赏的可持续场域。

三　视觉翻译的主要议题

　　视觉翻译实践主要以文字、图形、图像与视像为载体，利用不同符号体系的重组与互动实现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信息融通与话语认同。在厘清视觉翻译概念内涵及传播意义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着重阐释视觉翻译的四大核心议题。

　　（一）文字视觉符号翻译

　　文字符号即常规意义上语际翻译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视觉翻译的关键载体，在人类交流与沟通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文字经不断发展，成为具有高度独特性、概括性与抽象性的表达符号系统，间接地诱导受众的想象以产生审美联想。视觉翻译中的文字视觉形式主要包含静态文本与超链接文本（hyper text）。静态文本指以线性方式呈现给目标受众的文字视觉文本，如莫言《生死疲劳》的英译本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刘慈欣《三体》的英译本The Three-Body Problem等。不过静态文本并非单一文字符号作用的结果，如颜色、图画等其他视觉符号以封面、插图等副文本形式参与其中，文字的大小写、斜体、粗体、黑体等物理表现形式以及语篇的排版等共同体现着文本的文化内涵。

　　数字媒介时代，文字也可经由数码形式，形成超链接文本。超链接文本指借助计算机网络，采用标记语言等技术手段对传统文本进行“赋码”，形成多元的层级嵌套结构，指向目标受众到新的文件文本中浏览信息。超文本翻译是集各种符号体系于一体的多符号呈现方式，需要用不同的链接完成整个文本的表意过程(1)16。图文的缝合与交互通过超链接的多节点呈现形式改变了传统印刷译本的线性阅读序列，以其结构的开放性以及阅读模式的多重性为目标语受众营造了一种全新的阅读、理解与认知环境，这一环境也使得受众在整个文本创作与阅读过程中“现身”，参与译本的互动与讨论，对传统书面文本形成有效补偿，减少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失真与误读。

　　（二）图形视觉符号翻译

　　图形在英文中的表达为“Graphic”，源于拉丁文“Graphicus”和希腊文“Graphickos”，作为一种说明性的视觉符号，图形也是视觉翻译的议题之一。随着媒介手段的不断更新，图形也从最初表示方向的箭头符号发展到种类繁多、层次更高的视觉语言艺术，来表现和传达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视觉翻译中的图形视觉形式主要包括图表、概念图、思维导图、认知地图、思维地图与语义网络等。具体而言，图表是表示各种情况和注明各种数字的图和表的总称，往往将某种内容或语义关系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如示意图、统计表等；概念图是知识与知识间关系的网络图形化及思维可视化的表征，可由节点、链接和文字标注组成，在表示人物、物体关系时，常常会运用到概念图，因其较为直观，且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易于被目标受众理解；思维导图与思维地图都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工具，常常与知识动画或文字交互实现交际目的；认知地图是贮存在人的记忆中的现实世界的事物和关系的抽象表象；语义网络则是以网络格式来表达知识构造的形式。上述这些可视化的图形符号都在不同的语境中服务于特定的叙事目的，以增强文本的趣味性、说服力与科学性。

　　图形能够超越文化空间的距离，带给目标受众直观的视觉印象，使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沟通与对话成为可能。值得指出的是，在具体的视觉翻译中，这些图形往往都不单独出现，大多是附属于文字文本或视觉动画，共同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作用。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译者常常需要借助图形来表达或概括文字所阐释的关系，由于图形所具备的提炼性、归纳性、直观性、易懂性，可一定程度延长受众的阅读时长，帮助受众有效突破语言障碍，弥合文化差异。

　　（三）图像视觉符号翻译

　　图像不同于文字的单向性与线性序列，作为一种视觉叙事，可以“让理念、思想传播寓于潜移默化之中”(2)17，也可激活审美和目标受众的主观再创造性。视觉翻译中的图像视觉形式主要涵盖插图、图画、画册、漫画、绘本及视觉隐喻。插图主要以图画的方式表征文字所描述的内容，多镶嵌于文字文本中，如《本草纲目》英译本在介绍中国中医药名时，附了大量的插图；图画包括动态和静态两种，或单独出现或与文字视觉形式重组；画册是一种图文并茂的思想表达，如《中国绘画三千年》的英译本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等；漫画主要以序列图像铺陈故事情节，是一种图文交错的新型文类，已成为视觉文化时代重要的视觉翻译策略；绘本是以图画为主，并附有少量文字的图画书，如《红楼梦》的绘本《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等；视觉隐喻指用画面造型语言来使形象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物体，而是具有影片规定情境中的某种含义，经过造型语言建构的视觉画面具有隐喻的修辞功能。例如，仰拍角度可以把人物拍摄得很高大，垂直感加强，画面隐喻了创作者对人物的情感态度等。

　　直观、直接、直白的视觉图像作为交流信息的重要途径，“已催生出超越民族、超越国别语言的种种视觉文化行为与文化现象”(1)18，对于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上述视觉形式往往凭借其审美性、趣味性与易读性，吸引目标受众的阅读兴趣，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视觉翻译策略。为适应不同目标受众群体的阅读需求，兼顾不同年龄段目标受众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文化文本的图像翻译与阐释变得相当普遍，或将纯文字的书面文本翻译为漫画、绘本等，或将音乐翻译为图画、文字等，这些视觉形式在改变原视觉符号的同时，也以另一种鲜活的视觉化、图像化表现形式表现文本的意图，延续着原符号的审美与精神，目标读者可通过丰富的图像体验和欣赏来补偿译本文字释义的不足。

　　（四）视像视觉符号翻译

　　视像主要指动态的视频流，包括视频、电影、动漫、知识动画、舞台剧与虚拟现实等，具有动态性、沉浸性、可感知性、形象性、传播强等特征，是视觉文化时代人类接受信息、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视频泛指将一系列静态影像以电信号的方式加以捕捉、记录、处理、储存、传送与重现的各种技术，如短视频英文节目《中国范儿》等；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由连续的影像画面构成，是较为常见的视觉翻译实践，如由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霸王别姬》等；动漫则是动画与漫画的合集，如由网络小说《斗破天穹》《择天记》《全职高手》改编的同名动漫等；知识动画即用生动有趣的动画短片展现科学知识，如《十万个为什么》等；舞台剧指呈现于舞台的戏剧艺术，如由戏剧剧作改变的舞台剧《窈窕淑女》等；虚拟现实即通过计算机技术产生的电子信号，将其与各种输出设备结合使其转化为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的现象，这些现象可以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物体，也可以是三维模型等，如将文字、漫画等改编为虚拟的游戏等，能够带给目标受众以环境的沉浸感与技术的多感知性。

　　一言概之，在当下的视觉文化时代，翻译可被看作一种“纯粹的符号转化活动，从一种符号体系转换到另一符号体系”(2)19，如改写、改编、诠释等多种活动同样可被视为翻译的一种形式。由小说、诗歌等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及动画等都是视觉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乐府诗《木兰辞》改编的动画及真人版电影Mulan；由小说《西游记》改编的动画Journey to the West等。值得注意的是，视觉符号翻译是多符号体系互动的结果，其整个过程几乎都不是一种视觉形式可以单独完成的。

　四　视觉翻译的个案应用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信息的发送与接收方式，从“语言”为中心转变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现象与传播形态重塑了大众的审美需求、认知习惯与视觉经验。在跨文化交流实践中，视觉图像的策略运用成为翻译活动重建意义较为有效的路径，本节借中国文化视觉翻译的具体个案，剖析不同视觉符号体系间的互动模式，并阐释其在不同文化体系实现交流与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一）案例一：图像视觉翻译

　　《中国绘画三千年》（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是《中国文化与文明》（The Culture&Civilization of China）丛书画册系列的第一卷，英文版由Foreign Language Press（外文出版社）与Yale University Press（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联合出版。同年，该英文版获美国出版商协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霍金斯图书大奖”（Hawkins Award），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总书记将该书作为国礼赠予美国总统、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大学(1)20。英译本运用文字与图画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将中国绘画艺术呈现于目标受众的接受场域。这一图文并茂的视觉翻译策略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在目标场域的传播与接受，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文化“稀释”现象的产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现象级传播实践。

　　图像是一种视觉表征的现实，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传播文化信息，为受众带来多样化的视觉体验。这种视觉参照与文字的“共舞”直接为异域的目标受众提供了文本描述中试图唤起的意象，使其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这种感知效果在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

　　Rare indeed is a Chinese painting so exquisite and sensual.The court ladies portrayed are themselves works of art.Their heavily powdered white faces are painted with tiny lips and fashionable“moth eyebrows”,and their tall coiffures are sculptural forms embellished with flowers and jewelry.(2)21

　　上述的文字语言以汉语隐喻为特征，“moth eyebrows”（蛾眉）等中文意象无法在英语受众中唤起丰富的文化联想和正确的思维认同，而图像作为意义的传达载体，相比文字，更为丰富、形象且具有展示性。文中所载周昉的Court Ladies Wearing Flowered Headdresses（《簪花仕女图》）通过图像中人物、动物、植物形象，刻画了唐代贵族仕女画“浓施脂粉的脸上，画着樱桃小口和‘蛾眉’”。图像作为创作者与受众之间信息超时空交流的载体，使得文字与图像同时被受众观看、理解，这样一来文字的描述就有了具体的指向与可感知的形象，可以还原一种文化体系在翻译过程中被忽视、削弱或减少的元素，能够给目标受众一种现场感，仿佛就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之中，这就大大增强了文本的视觉表征，加深了受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有助于构建中国绘画艺术的文化内涵。

　　全书不独一例，文字与图像互动成为该英译本最为显著的特征。图像直接为目标受众提供了“他者”的具体形象，这种视觉参照可以促使受众更好地把握文字所传达的抽象和差异性含义，亦能通过文字和图像的互动使目标受众看到文字背后的整体文化图景。简而言之，该书的英译本中，图像与文字的互动成为读者认识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的直接载体。

　　（二）案例二：视像视觉翻译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被全方位地视像化。视像具有高度直观化、即时、开放、方便、平民化、交互、高速、超文本的特点，强调不同视觉符号体系的互动与重组。相对于文字符号的直线型与单向型，视像符号是一种相对感性的符号、具有直观性、具象性，是对现实的生动再现，具有更强大的娱乐功能，文字视觉符号与形象直观、极富感染力与亲和力的视像视觉符号共同作用于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木兰辞》的视像视觉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木兰辞》是创作于南北朝时期的乐府长诗，讲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但中国古体长诗的独特文学特征在不同文化体系间划出了巨大的审美鸿沟，使得语言文字翻译的可读性不高。相比于语言的不可译性，视像则更有介入性、体验性和具象性，并在耳濡目染间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木兰的故事先后曾有30余种绘本或影视版本面世，传播度与影响力较广的分别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绘本版的《木兰辞》（Song of Mulan),1998年迪士尼公司出品的《木兰辞》改编动画版Mulan以及2020年迪士尼改编真人版电影Mulan，其中1998年动画版曾风靡全美，获得第26届安妮奖杰出成就奖。

　　动画版Mulan很好地填补了《木兰辞》文化信息的想象空缺，且影像的阅读意义也并非仅停留在提供文化资料的维度，视像中木兰代父从军的心路变化、战场杀敌的勇敢无畏、以及回家团圆的欣喜骄傲等场景重构了文字符号的内涵，赋予了受众巨大的视觉冲击与审美愉悦，更让英语受众在从语言文字到视像的文化形态变换中，悄然得到中国文化的体验与熏陶，甚而至于在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上受到感染和转变。

结语

　　由于不同文化体系间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殊异，以语言文字为主的翻译策略囿于文本的局限，无法尽述原作的意图、内涵与语境，中国文化的差异性与特质往往被丢失，这样的文化稀释现象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并不新奇。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字之外的图像等符号体系表现出强大的意义建构与传播功能。漫画、图像抑或视频、超文本等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互动成为文化传承与推广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文化对外阐释与传播的过程中，多维度的视觉符号体系形成了视觉文化翻译的路径，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体系对话与融通，实现国与国之间民心相通的重要课题。本文在阐释非语言视觉符号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化的视觉翻译概念，解析了视觉翻译策略的四大核心议题，并以《中国绘画三千年》及乐府诗《木兰辞》的对外传播为个案，描写了文字、图形、图像与视像的信息重构于目标语受众解读中国优秀文化的推动力。

　　打造融通多种视觉符号的翻译传播链，可使得中国文化话语的对外传播更具感染力、亲和力与可对话性。不过漫画、图像抑或视频、超文本等非语言符号的阐释同样不能离开原文的本旨。译者的翻译需源于原文，立足观念、修辞、审美、语境这四个维度，从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的多元互动对文本进行阐释和意义重构，产生既忠实于原文又不完全等同于原文的译文。

注释

　　1　胡范铸等：《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

　　2　Baker,Mona,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London:Routledge,2006,p.62.

　　3　Hermans,Theo,“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003,66(3),p.382.

　　4(1)　Quine,Willard Van Orman,Word and Object,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3.

　　5(2)　Kwong,Yim Tze,Charles,“The aesthetics of parallelism in Chinese poetry:The case of Xie Lingyun”,In Ro?ker,J.S&Suhadolnik,N.V(eds.),The yields of transition:Literature,art and philoso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203-224),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1.

　　6(3)　Munday,Jeremy,“Advertising:Some challenges to translation theory”,The Translator,2004,10(2）.

　　7(1)　Jewitt,Carey,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9.

　　8(2)　Venuti,Lawrence,“Adaptation,translation,critique”,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2007,6(1）.

　　9(3)　Queiroz,Jo?o.&Aguiar,Daniel.C.S.“Peirce and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In P.P.Trifonas(ed.),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emiotics,London&New York:Springer,2015,pp.201-215.

　　10(4)　张德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外语》2009年第1期。

　　11(5)　龚晓斌：《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6)　Jakobson,Roman,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Achilles Fang,et al.On Translation,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13(7)　Gentzler,Edwin,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in the Age of Post-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6.

　　14(1)　赵宪章：《小说插图与图像叙事》，《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15(2)　屈云东：《媒介融合下的视觉跨媒介传播及其动力模式》，《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6(1)　李森：《论超文本叙事的符号变异与美学困境》，《华文文学》2015年第6期。

　　17(2)　罗自文：《新时代视觉传播研究的使命与担当-从“讲好中国故事”说起》，《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S1期。

　　18(1)　李刚、黎珂位：《记忆再现、视觉传播与文化图景：纪实性动画影片中的民族志书写》，《当代电影》2019年第9期。

　　19(2)　Kourdis,Evangelos,“Semiotics of transl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In P.P.Trifonas(ed.),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emiotics,London&New York:Springer,2015,pp.303-320.

　　20(1)　杨新等编：《中国绘画三千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2)　Yang,Xin,Barnhart,Richard.M,Cahill,James,et al.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