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与战略，强调要高举“技能型社会”旗帜，加快构建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这是基于我国高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同时职业教育体系自身面临财政经费投入、社会认知观念、办学能力、招生困境等现实问题而提出的。需注意的是，我们强调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更要注重职业技术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整体协同发展，即我国应如何统筹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三类教育协调发展的战略问题。

      首先，要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之间协调发展的战略问题。改革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完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三类教育协调发展机制，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先后颁布了《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三类教育步入正常法治轨道，普通高等教育发展中蕴含与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相互衔接的发展导向，基本形成了定位清晰的三类教育整体发展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产教融合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与应用型人才，将三类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作为推进教育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改革内容。这是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的关键环节，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建设技能型社会提供可靠的教育支撑。

      其次，要清晰认识到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体系化发展，是世界中学后教育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与挑战。20世纪50年代，为满足西方社会经济现代化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要，中学后教育结构呈现多样化发展，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人类生产生活与学习方式向智能社会转变，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转变。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基于工作的成人继续教育、日益增加的商业营利性职业教育的供给，进一步推进了西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系统都在继续扩大，但也面临教育系统的增长与个人需求、劳动力市场、国家发展、新技术革新保持一致等共同挑战。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这将需要巨大的政治意愿、财政经费预算以及改革时间成本。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面临一些深层次的观念性阻碍和制度性缺陷。立足于新发展阶段，以“技能型社会”的理念与战略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需要与普通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治理，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创造和谐的发展条件。

      最后，要敏锐把握破解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调发展的关键，加大三类教育协调发展的政策创新。近年来，党和国家把握教育全局发展规律、三类教育的办学规律与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加强三类教育协调治理体系的制度变革。比如，制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形成对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基本定位，践行类型教育的新理念，提升高职高专向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应用型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质量，形成企业为主导的产教融合新体制。以上海为代表的一些地区重点加强依法统筹的创新实践，在立法构建普通高校分类发展和分类管理体系、围绕行业需求构建“中等—高等—应用技术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纵向衔接的职业教育学制体系等领域，已经走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创新前列。面向未来，结合我国三类教育面临的突出挑战、矛盾与现实，我们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有益实践经验，依据三类教育分类发展与功能融合的改革原则，集中围绕“什么是统筹”“为什么要统筹”“谁来统筹”“如何统筹”等基本问题，以《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与《教育2030行动框架》为基础，分析创建技能型社会中三类教育发展所需要的不同治理目标与重点任务，加大促进三类教育协调发展机制创新的精细化政策供给力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启光，系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