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资本与创业型大学有着密切关联。正是基于学术资本的运营,传统型大学才得以逐步摆脱对发展资源尤其是资金的外部依附状态,生成为自力更生的创业型大学。以学术资本运营的视角,系统梳理从传统型大学被动资源依附,到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转换的行动自觉历程,可以发现,创业型大学的兴起是高等教育发展到特定时期的历史必然。无论是以教学为主,还是以研究为主的学术资本转换,创业型大学都具有追求自主创业、强调多元共济、旨在发展学术、避免商业侵蚀、履行责任担当的组织特点。正是这些组织特点使一部分大学在创业历程中不仅没有陷入学术资本主义的泥沼,反而发展成为更加自治、追求卓越的创业型大学。对我国而言,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既需要政府为大学不断注入资金并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自主,也需要大学主动借鉴并养成创业型大学的特征和精神,应对多元诉求,致力发展学术。
关键词：学术资本；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美国；英国
作者简介：胡钦晓，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授 （山东曲阜 273165）
20世纪70年代以降，创业型大学作为一个新型组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埃兹科维茨（Etzkowitz,H.）认为，随着知识被专门用来产生收益，科学本身被从一个消耗社会盈余的文化过程，转变为一种从文化的某一方面产生收益的生产力。当任何一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以创造经济价值为意图被使用时，它就成为一种资本而不是消费品。文化，包括科学，当它产生一连串收益时，就成为资本。[1]质言之，正是学术资本1，使大学组织具备了演变为创业型大学的条件。克拉克（Clark,B.R.）认为，一所创业型大学，是凭借自己的力量，积极探索如何干事创业，寻求成为“站得住脚”的大学，能够按照自己主张行事的重要行动者。[2]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大学都面临着政府拨款不断锐减，经费运营堪忧的境遇，由此催生了学术资本主义和创业型大学这对孪生概念。从大学长远发展来看，能够成为一个凭借自己的力量“站得住脚”的大学，不但有利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等经典理念的传承，而且还能够使大学发展基业长青。
一、文献综述、问题提出及理论架构
（一）文献综述
从当前学界对“学术资本”和“创业型大学”的研究成果数量来看，对两者分别论述的，占有绝对优势。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例（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用“学术资本”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相关文献58篇（文献始于2005年[3]）；用“创业型大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相关文献991篇（文献始于2000年[4]），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后，仍然高达974篇；以“创业型大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结果中再以“学术资本”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仅可得到相关文献12篇。不难看出，学界对于两者关联性的研究，不但起步较晚（文献始于2012年[5]），而且存在着明显的数量不足，年均发文1.5篇。但是，如果作进一步分析，在以“创业型大学”为关键词发表的974篇文献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下简称C刊）文献为280篇，C刊发表率为29%；在以“学术资本”为关键词发表的58篇文献中，C刊为40篇，C刊发表率为69%，在以“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为共同关键词发表的12篇文献中，C刊为11篇，C刊发表率高达92%。可以看出，对二者关联性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文献数量偏少，但是发文层次明显要高出许多，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学界对两者进行关联性研究的学术认同。
分析数量不多的关联性研究文献，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研究内容的维度，二是研究视角的维度。从研究内容来看，又可以分为侧重“学理解释”和侧重“本土建构”两个维度。从学理解释来看，有学者围绕“学术资本转化”，系统分析了创业型大学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组织特性以及分类体系等。[6]从本土建构来看，有学者分析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内涵，在结合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学术资本转化机制，分析创业型大学的困境及变革出路。[7]在研究视角方面，可分为“模型视角”和“评述视角”。模型视角主要表现为研究者通过借鉴生态环境指标项目（PSR模型），分析我国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转化面临的压力、状态及响应。[8]评述视角主要表现为研究者通过对国内外学者观点的系统梳理，强调学术资本转化是创业型大学的灵魂所在。[9]
（二）问题提出
本文论及的问题，是在文献梳理基础上而提出的。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尚需澄清和解答的问题。
其一，学者研究大多聚焦于“学术资本”或“创业型大学”，对于两者内在关联的研究明显薄弱和滞后。这一研究现状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将两者割裂开来进行分析，既难以清晰回答创业型大学为什么要不断积累自身的学术资本，也难以系统回答创业型大学主要依靠什么走向创业。在没有抓住事物本质的情况下，生硬移植国外大学创业的体制机制，往往在现实中很难奏效，譬如，单向度地模仿斯坦福大学的“硅谷”模式，倡导国内大学建设科技园的本土化建议，现在看来，似乎并不能够对创业型大学在中国扎根产生明显效应。国内许多已建大学科技园的冷清甚至凋敝，就是最为鲜明的例证。
其二，在现有将“学术资本”、“创业型大学”两者相结合的成果中，鲜有对欧美创业型大学兴起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资本”和“创业型大学”作为两个原发性的西学概念，如果仅仅关注“学理阐释”和“本土建构”，往往既不能厘清创业型大学是因何产生的，也不易系统总结出创业型大学普遍具有的基本方式和特点。如果不能认识到创业型大学是欧美高等教育产生的历史必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创业型大学在发展演变中的基本方式和组织特点，不但会在学理层面阈于知识价值的公益性和无私性，对创业型大学乃至学术资本产生质疑，而且会在实践层面对大学的创业行为产生排斥。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的争论，一直在学界未曾间断。在一定程度上，这既是因为没有厘清创业型大学产生的先发经验，也是因为没有澄明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点，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造成的。
其三，在现有将“学术资本”、“创业型大学”两者相结合的成果中，鲜有通过历史与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运用“模型视角”或“评述视角”进行分析，固然皆有其理论的自洽之处，但是，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学术缺憾。“模型视角”往往局限于理论模型的框架，不能或不易具有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而且极易造成学术观点上的以偏概全或削足适履；“评述视角”往往局限于前人成果的梳理，不能或不易具有扎根入地的本土关怀。无论是学术资本，还是创业型大学，都是高等教育历史发展中的实践概念，前者强调大学在发展竞争中，学术资本在高等学校多样资本之中的基础性；后者强调在外部世界不能或者不愿为大学无偿供血的情况下，创业型大学自主创业的主动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学术资本”和“创业型大学”这两个概念，放置到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潮流当中，辅之以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纵横向比较，进一步澄清创业型大学产生的前世与今生，把握创业型大学在发展演变中的基本走向与规律，以期从欧美高等教育已经走过的路程中寻求启示与借鉴。
（三）理论架构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系统回答及澄清以上若干问题基础之上的。是以大学发展的前世（传统型大学）、转型（20世纪70年代后大学）与今生（创业型大学）为“经”，以学术资本运营为“纬”，将“传统型大学”、“20世纪70年代后大学”、“创业型大学”与“学术资本”有机勾连，系统回答创业型大学产生之前，需要明晰传统型大学的学术资本运营处于何种生存样态，具有什么样的基本走向；面对政府拨款锐减，传统型大学深陷经费危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遭遇困境之时，创业型大学主要通过何种学术资本运营模式，走向创业之路；具有何种学术资本运营基本特征的大学，才能够真正称得上创业型大学，等等。概言之，创业型大学只有不断积累自身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才能够逐步摆脱依附走向自主；大学只有通过学术资本运营摆脱依附走向自主，才能够真正称得上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的产生绝非横空出世，而是传统型大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无论是传统型大学，还是创业型大学，在创业之路上，都要时刻规避学术资本主义的侵袭，在多元共济的学术资本运营下，履行自己的学术责任与使命担当。这既是本文试图通过学术资本运营的视角论述创业型大学兴起的逻辑起点，也是希望通过历史与比较的方法探寻创业型大学变革途径及组织特点的理论归宿，同时，也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架构。
二、传统型大学学术资本运营的依附和基本走向
大学是从事高深知识的机构，维持其生存发展的经济资源主要来自外部。早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由学费、慈善捐赠、政府拨款等提供支持，不需要直接与产业发生联系。大学学术资本表现出高度的依附性，要么主要依靠学费，譬如中世纪时期的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萨莱诺大学等；要么主要依靠教会支持或慈善捐赠，譬如欧美的一些教会大学，以及初创时的芝加哥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等；要么主要依靠政府资助，譬如19世纪以后的德国大学、法国大学等。传统型大学学术资本依附的一个整体发展状态是，大学越来越多地依附于政府公共资金的支持，即使学费、教会或者慈善捐赠仍然发挥着作用，但相对而言，不再显得那么重要。
（一）学生学费
早在欧洲中世纪，针对教育收费问题就有过激烈讨论。尽管基督教反对教育收费，但是在教会无力全部承担教师薪水的情况下，教师行会最终与其他手工业行会一样，开业收徒，按章收费。高等教育发展到近代，学费成为各个国家讨论的共同话题。大多数西欧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际上不存在私立大学，公立大学也不收取学费。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韩国等，公立高等教育都采取了适度的收费政策。与公立大学不同，学费是维持私立大学生存发展的主要渠道。执行比较典型的私立大学学费政策的国家，是那些私立大学在高等教育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国家，像美国、日本、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等。[10]事实上，多数国家的公立大学，大部分是一段时期不收费，另一段时期收费。是否收费主要是参照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所能够承受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德国大学自中世纪以来就有收取“听课费”的惯例，即使是19世纪大学改革以后，这一收费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中不拿政府薪水的编外讲师就是完全依靠听课费来维持生活。这一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猛烈抨击。1970年4月16日，德国联邦州州长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定，自1970—1971年的冬季学期起取消大学的学费。但是，伴随德国大学的不断扩建，政府越来越难以承担沉重的财政负担，高等教育完全免费被认为有失公允，同时，免收学费也增加了学生攻读的倦怠感。2005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经审核宣布，禁止征收大学学费的决议与宪法精神相违背。[11]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决议后，尽管各邦对决议的实施保持了不同态度，但是德国大学开始恢复收费制度已经不可逆转。
在传统上，当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营经费发生短缺时，往往诉诸学费提升。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学术资本是高等学校拥有的主要资本形式。在20世纪初期，英国大学的学费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伴随生活费用的增高，大学不得不决定增加学费。1920年，伦敦大学学院、利兹大学先后公布增长学费规定。利兹大学的文科增收学费3英镑9先令，共为23英镑；理科从27英镑11先令增加到31英镑；技师科增加3英镑8先令，共为35英镑；医科从入学到获得医学士学位为止，共需134英镑，比从前增加20英镑；牙科学费虽然没有增加，但需支出登录费2英镑。各科试验费从1英镑增至2英镑。[1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颁布了《1944年教育法》，强调大学免征学费，在校大学生的学费、在外住宿费和生活费都由生源所在的地方当局来支付。1960年《安德森报告》再次强调，大学生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而且还可获得地方当局的其他补助，譬如生活费、服装费、图书费和家校往返费等。[13]然而，伴随撒切尔夫人（Thatcher,M.H.）执政后对教育财政拨款的锐减，英国大学学习的免费政策也随之被取缔。
从传统型大学学术资本运营依附于学费的整体情况来看，大学收取学费的目的在于维持学术运营，而非寻求干事创业。是否收取学费，往往是判断公立或者私立大学的重要标准，传统型大学在经费短缺时，表现出明显的学费依附性。能否收取学费，往往受到诸如教会、政府等外部权力的干涉，大学很难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一段时期内，传统型大学施行收费政策，在另外一段时期内，这种政策可能随时被外部权力取缔。即使是依靠学费生存的私立大学，往往也不会主动到外部，尤其是到海外寻求更多生源。虽然偶尔存在创业行为，但并不具有普遍性。
（二）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与大学发展相伴而生。学院（College）的产生就与慈善捐赠有着紧密关联。1180年，英国教士龙德（Londoniis,J.）去耶路撒冷朝圣，在返回途中经过法国巴黎圣玛丽医院，出资为十八名贫穷学生在医院内提供安居之所。1231年，在医院之外建成了独立寓所，遂命名为“十八人学院”（Collège des Dixhuit），这是中世纪最早的学院。[14]据不完全统计，在中世纪，仅巴黎就有这种慈善性质的学院67所。[15]中世纪之后，大学逐步演变为世俗机构，大学运营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除少数个案外，捐赠之风自1800年后在欧洲各地逐渐萎缩。与之相应的是，捐赠高等教育的风尚传到了北美，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私人捐赠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来源。无论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还是布朗大学、杜克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命名都与捐赠者密切相关。1869年，康奈尔（Cornell,E.）捐赠了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捐赠。但很快就被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的100万美元捐赠所超越。之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的350万美元捐赠、斯坦福大学获得的2 000万美元财产捐赠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J.D.）捐赠给芝加哥大学的3 000万美元，相继刷新了私人捐助大学的记录。1920年，美国大学总共获得的捐赠为6 500万美元，到1930年超过该数额的2倍，达到了14 800万美元。[16]而后，美国大学接受捐赠的额度不断被刷新。
如果说早期的哈佛（Harvard,J.）、耶鲁（Yale,E.）、康奈尔等人的捐赠属于个人层面的捐赠，那么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本土发展成立了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组织捐赠。1867年，皮巴迪（Peabody,G.）在马萨诸塞州成立“皮巴迪教育基金会”，开私人基金会资助教育的历史先河。[17]此后，由卡内基（Carnegie,A.）捐赠的“华盛顿卡内基慈善会”，由洛克菲勒捐赠的“普通教育慈善会”相继成立。个人和组织捐赠大学的动机，除了基于信仰之外，还有对教育现状不满，渴望建立新机构的教育诉求。19世纪20年代，为了抵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保守，在政府运用财政拨款、介入大学发展的制度尚未建立之时，英国的私人慈善力量不仅在1828年成立了伦敦大学，而且在英格兰的北部城市捐资兴建了城市学院。这些城市学院后来成为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ies）。
此外，美国的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捐资兴建，也与捐赠人对当时教育机构的不满有着密切关系。在慈善捐赠中，校友捐赠一直是美国大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来源。19世纪20年代，耶鲁学院的财政陷入困境，当时捐赠总收入仅有1 800美元，而欠债却超过了19 000美元。大学不得不求助于州议会（General Assembly），声称自1822年向州政府申请资金以来，学院招生人数和花费急增，需要增加经费。但是，州政府置之不理，大学不得不自谋出路。1827年，成立了耶鲁学院校友会，每人捐款2美元。1890年6月23日，耶鲁决定成立大学校友基金会，正如柯蒂（Curti,M.）所说，这是美国大学校友慈善捐赠组织化的开端。基金会成立第一年，就有385名耶鲁校友捐赠总额超过了11 000美元，此后15年里，耶鲁校友年度捐款达到了100 000美元。[18]正是耶鲁大学校友基金会的成功，使得美国众多大学纷纷效仿并为其他国家的大学所借鉴。
从传统型大学学术资本运营依附于慈善捐赠的整体情况来看，捐赠大多集中在组织创办之初。即使捐赠发生在大学发展历程之中，也往往具有时段性、不可持续性，以及类型单一性。长期依靠慈善捐赠生存的大学组织，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一般规模不大，且很难仅仅依靠捐赠走向卓越。在“谁付账，谁点唱”的逻辑下，捐赠者往往会介入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大学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几乎是不可能的。20世纪初，斯坦福大学的捐资创办者斯坦福夫人（Stanford,J.L.）解聘社会学教授罗斯（Ross,E.），就足以说明这种依附性为大学发展带来的困局。
（三）政府资助
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族国家逐渐取代教会在精神和知识界的统治地位。以德国柏林大学创办和法国拿破仑（Napoleon,B.）高等教育改革为标志，西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成为高等教育资助的主体。国家控制高等教育并不一定意味着由国家来提供高等教育的经费（如日本的私立大学），但是，由国家提供经费可以更容易实现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因此，从19世纪开始，由国家提供公办大学的经费成为高等教育经费运行的一种主要模式。[19]在法国，早在1834年，高等教育预算就已经成为公共预算的一部分，1898年，在17所法国大学中，政府资助占到74%；在省府大学中，来自政府的拨款比例则更高，贝桑松大学有93.5%的收入来自政府拨款，第戎（Dijon）大学是86%，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大学是85.5%。自1880年以后，德国政府接管了高等教育的所有开支；1935年，两所瑞典大学，即乌普萨拉和隆德大学，有将近92%的资金依赖于政府。此外，在俄国、意大利等国家也是如此。[20]有些国家，不但对公立大学提供全面资助，而且对私立大学也提供近乎全部资助，资助额度可以占到私立学校全部经费的75%～95%，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丹麦、德国、法国、卢森堡、新西兰、挪威等。[21]在英国，1919年财政部设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从此开启了政府通过拨款干预大学发展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伴随《罗宾斯报告》公布，英国政府兴起创办新大学的热潮，从而形成了自红砖大学之后的英国又一个新大学群落——“平板玻璃大学”（Plate Glass Universities）。与红砖大学的创办是由城市慈善家捐赠不同，平板玻璃大学90%的资金来自政府。[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州政府拨款从1940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1975年的122亿美元；联邦政府高等教育开支（学生资助除外）在1940年不到4 000万美元，1975年达到55亿美元。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政府资助为主的态势非常突出，私立大学的政府提供经费由1949—1950年的16%，提升到1975—1976年的29%；公立大学的政府提供经费由1949—1950年的69%，提升到1975—1976年的79%。相比较而言，尽管从1949—1950年到1975—1976年，慈善捐赠总额从1949—1950年的2.4亿美元，增加到1975—1976年的24.1亿美元，捐赠总额增加了10倍多，但是慈善捐赠在大学中的总体收入的比例却从9%下降到5.5%。[16]捐赠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拨款在大学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所导致的。
20世纪中叶后，受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各国相信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将会推动本国经济财富的增长。据统计，1960到1974年，几乎每个地方的国家教育预算与国家总预算的比例都增长很多，这说明教育日益获得政府总预算的较大份额。[24]但是，与政府资助相伴而生的是对大学管理和控制的加强。其中，尤其是以19世纪法国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为代表，从宏观管理到组织运营，从课程设置到授课方式，从教师聘任到院校招生乃至师生的日常行为，政府控制几乎无所不在。19世纪德国大学在政府资助下，虽然能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这种自治犹如温室里的花草，一旦遭遇外部变局，自治也就随之而逝，俾斯麦执政及以后，德国大学的自治便日渐萎缩。可以说，政府资助下的大学，其官僚化管理一直为学界所抨击，但又是很难去除的顽疾。在外部官僚化的管理下，大学学术资本运营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在这种境遇下要求大学自主创业，无异于缘木求鱼。
此外，从这个时段各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可以看出，除了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时期并于1971年进入普及化，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高等教育精英化或大众化初级阶段。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基于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初级阶段，国家才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愿意而且能够投入大量的公共资金发展高等教育。及至20世纪70年代，伴随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后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发展，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态度和力度都发生了根本转变。
三、20世纪70年代后大学学术资本运营的困境及市场行为
（一）政府对大学财政支持的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对大学拨款的热情和力度不断增加。然而这种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戛然而止，政府经费开始逐步减少。联邦政府的经费从1975—1976年占高等教育机构收入总来源的16%，下降到1994—1995年的12%；州政府的经费从1975—1976年的31%，下降到1994—1995年的23%；地方政府的经费从1975—1976年的4%，下降到1994—1995年的3%。学杂费则从1975—1976年的21%，上升到1994—1995年的27%。其中，私立大学的学杂费提升到42%；大学的销售和服务收入从1975—1976的19%，提升到1994—1995年的23%。[16]从拨款数额来看，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均呈现出资助总额增加，但是，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和规模扩张，事实并非如此。如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年度资助从1967年的331 100万美元，增至1976年的539 900万美元，然而如果按照1972年的定值美元计算的话，联邦政府拨款的实际数额，从1967年的417 000万美元，降至1976年的404 700万美元。最为关键的是，联邦政府对美国高等学校的资助，主要投向了少数精英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1975年，有100所大学获得联邦政府资助份额超过了1 100万美元，占联邦政府资助高等学校总额的65%。其余的2 900所高等学校，有1 800所获得不足50万美元的资助，有500所高等学校一无所获。[26]另外，从1975年到1994年，美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量急剧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65年的51%上升到1995年的62%，教师总数也翻了一倍，达到932 000人。[16]少量增加的政府拨款，对于拥有3 000多所的美国高等学校，面对师生数量的急剧扩张，无异于杯水车薪。
英国高等学校面临政府经费削减的状态与美国几乎同步。1979年，撒切尔夫人就职三天内，大学预算就被砍掉1亿英镑。1980年到1984年，政府给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经费有17%被挪走，4 000个学术岗位没有了，大部分是由政府资助的岗位教师提前退休导致的。[28]此前，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作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器，作为捍卫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防火墙，受到英国学界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羡慕和追捧。如今，大学拨款委员会总是强调学术标准，限制大学扩招，在资金分配时存在明显学科歧视，都与政府减资高效的意愿相违背，往昔捍卫学术自由的缓冲器已成为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的绊脚石。最终，大学拨款委员会被政府强行取缔。英国政府对大学的拨款危机在1999—2000年达到高峰，拨款亏空骤升至8亿英镑。同时，拨款减少与控制加强相伴而行，政府对大学的干预达到顶峰，不但加强了对大学的绩效评估和考核，而且开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19]2003年1月，英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未来》白皮书中指出，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3%，并提出到2010年毛入学率要达到50%的目标。事实上，到了2004年，整个英国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已达224.74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30]可以看出，英国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迅速从后大众化阶段，步入了普及化阶段。政府预算削减，控制力度加强，以及大学规模扩张，不但使英国大学往日自治的传统不再，而且也使大学群体面临资金困境。
（二）大学组织普遍遭遇资金困境
大学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资金困境。20世纪初，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下简称MIT）就曾失去了自创立以来所得到的州政府资助而陷入经费拮据的境地。在一次马萨诸塞州的立宪会议上，州政府宣布只支持处于州的控制之下的机构。尽管MIT辩解称它接受州的宪章和赠地，因而与州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州政府补助金还是被取消了。当法庭解除了MIT与哈佛的一项协议，即MIT为哈佛培养工程学的学生，以此得到一些哈佛遗赠的收入时，MIT的财政更加恶化了。[31]正是20世纪初期一连串的经费危机，才迫使MIT主动出击，设法自己解决资金缺口，并不断走向自强之路。这可能是埃兹科维茨等学者将MIT视作美国最早的创业型大学典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伴随联邦政府提供奖学金和贷款，各大学开始竞相增加学费。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学深感通过大幅度提高学费增加收入已经走到了尽头，便开始降低教师工资的增长速度，削减日常开支，并寻找其他节省开销的途径，譬如扩大班级规模，雇佣兼职教员，开展远程教育等。尽管建筑物的表面涂层脱落，也没有人去管理。关于一味节省资金是否会影响教学质量的争论愈演愈烈，但财政预算人员别无选择。[16]美国学院和大学普遍遭遇经费危机，学院和大学校长发现减少开支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例如，一个脏乱不堪的校园如果为了减少开支而停止整修，因此而失去了一些学生和家长的青睐，那就是一种错误的节省；在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的时代，推迟对校园道路的整修和维护意味着将来要面对更高的开销。[33]高等学校资金增加空间有限，大学校园人满为患，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削减开支适得其反，伴随1968年全美乃至世界范围的学生骚乱，一系列的现实境遇使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大学陷入困境之中，《衰落中的美国高等教育》（1979）、《黄昏前的猫头鹰》（1975）、《被遗忘的美国大学》（1969）、《美国大学的陨落》（1973）、《高等教育新萧条：41所高等学校财务状况研究》（1971）等著作2，都充分反映了这段时期学者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的悲观论调。
在传统上，英国形成了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倡导古典教育的精英培养模式，大学与工业具有较远的距离。沃里克大学与工业的亲密接触，曾被学术同行指责为被工业占领的“商业大学”。在一些英国教授看来，大学以任何方式与工业联系就是被工业占领，甚至被“资本主义”统治，就可能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沃里克大学甚至被称之为“山上的克里姆林宫”，至少是势利的大学教师和期待革命的激进学生新筑的一个巢穴。沃里克备受新闻舆论的苛刻批评，同时也激起来自多方的敌对行动。[2]对当时多数英国大学而言，想要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异常艰难。在他们看来，知识生产重在应用。服从这种逻辑，对于生产部门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对于大学来说，过于强调直接用途，无疑杀掉一只下金蛋的鹅。[35]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束缚，使英国大学群体逐渐陷入发展困境。在20世纪70年代，对很多大学来说，财政限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直到70年代末，他们仍希望事态能够发生转变，政府将会“醒悟”，为大学增加经费。但现实正好相反，所有大学都面临如何处理迫在眉睫的预算削减问题，特别是如何面对未来主渠道拨款很可能继续削减的问题。这一严酷的操作在大学界引起了深刻震动和广泛愤怒。[2]在撒切尔夫人之前，每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首相都获得了法学荣誉博士，但因为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削减经费带来的教育系统的混乱，即使撒切尔夫人从牛津大学毕业，大学并没有执行这一传统的惯例授予其荣誉博士。1985年1月，牛津大学对是否授予其荣誉博士进行投票，结果以738反对319同意，决定不授予撒切尔夫人荣誉博士。[37]无论教授群体如何不满，不管大学群体如何抵制，政府给予大学的拨款持续削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库姆斯（Coombs,P.）认为，无论在工业先进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所有的教育体系来说，平静的日子实际已经过去。同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教育管理者能较容易地要求从政府资源中予以资助的情况形成对照，他们及其教育体系将很快处于一方是费用上涨，一方是财政预算难以增加的困境。有组织的教育系统不是靠口号与良好的意愿来运行的，而是靠资金来发展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靠钱来解决，但是没有资金来保证教育上所需的人力与物力，有组织的教育系统就会成为子虚乌有。[24]众所皆知，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大学发展中形成的经典理念，然而面对发展资金的困境，大学如果要保有这些经典理念，就不得不把自治和自由建立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之上，减少对政府或任何一个单独主体的经费依赖。
（三）市场活动逐步介入大学发展
20世纪80年代，支持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被认为是西方政策制定者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他们通常会认为市场机制是增加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的最优化方式。尽管市场化的竞争也会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因素，但是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市场化的竞争，而不是中央集权政府的控制，可以使高等教育更加有效。在新自由主义的评论当中，中央调控被认为是官僚主义的、没有效率的。[19]伴随各国政府对大学财政拨款的削减，成本分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得到强化。在美国，高等教育成本一直很高且增长迅速，而家长和学生以缴纳学费的形式所分担的成本增长更快。英国、荷兰以及奥地利也开始收取学费，而这些国家以前的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贡献方案”始于1989年，这个方案被官方描述为“让学生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既公平又公正的方案”。在俄罗斯，法律规定高等教育是免收学费的，但事实上，却有高于20%的大学收入来自学费。[10]传统上，英国政府将拨款直接给予大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转变了拨款方式，开始向学生发放“学券”，这些学券可以支付他们三分之一的学费。1988年《教育改革法》通过，标志着英国政府越来越把他们和大学的关系理解成顾客和承包人的关系。政府不再为大学出钱，而是为了购买大学的产品出钱。换言之，政府对大学拨款是为了交换其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并根据大学的服务作出决定。[19]在政府市场导向的管理政策下，英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大学数量也不断增加，每一所大学都想通过招收更多的学生，来提高政府的资助金额。
美国联邦政府对学生资助的方法，也采取了市场化运作方式，并且允许私立营利性大学参与竞争。学生拿到联邦政府的佩尔奖学金以后，选择上什么样的大学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情。这无形中增加了非盈利性大学的危机感，大学不得不采取积极的姿态迎接高等教育市场的冲击。面对日益减少的资源，学校试图筹集更多资金，让学费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通货膨胀，并雇佣更多招生人员、更多开发人员、更多学生事务人员，以及雇佣更多财务人员提高收入，很快发现，这些做法只会增加成本。为了削减成本，学校又开始全面削减预算，冻结招聘，推迟维修。结果发现这种做法，除了惩罚学生和降低学术质量，并没有节省足够经费。于是学校开始采取第三种应对策略，选择优先事项，确定机构使命的核心领域，减少或消除更多的边缘活动。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院长莱文（Levine,A.A.）认为，这是高等教育对公司企业的拙劣模仿，由此造成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严重不满，像“傲慢”（arrogant）和“自私”（self-serving）这样的词在州议会中通常用来描述学院和大学。莱文最后向大学呼吁，我们必须做得更好！真的别无选择！[42]面对市场活动的强势介入，如何才能够做得更好，是摆在大学群体面前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四、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运营的途径与基本特点
苏兹（Sutz,J.）认为，“以前，大学（极少例外）不执行公司或企业特有的功能：它不向市场推销能力，不签订定期送货合同，也不同大学或非大学代理机构进行出卖知识产品的竞争。”[35]近代以来，大学之所以很少有知识交易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其运营经费或由政府来承担，或由拥有巨资的私人财团来承担。一般来说，大学走向市场也就意味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走向学术资本主义，一条是走向创业型大学。前者为了金钱可以牺牲自己的灵魂，后者为了争取更多资源和自由奋发图强。正如埃兹科维茨在总结三螺旋的特点时所指出的，资本的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金融资本的筹集就要基于智力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当公司与大学和政府相联系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的需求就有了新的定义。[31]事实上，大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创业型大学，主要依靠的是大学所拥有的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没有基于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的学术资本转换，埃兹科维茨所强调的智力资本、社会资本乃至金融资本的积累，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运营的主要途径
按照学术资本转换的途径，结合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和创业型大学的发展道路，总体而言，可以将英国创业型大学视为以教学为主的学术资本转换，将美国创业型大学视为以研究为主的学术资本转换。
1. 以教学为主的学术资本转换
斯劳特（Slaughter,S.）和莱斯利（Leslie,L.L.）认为，在英国，高等教育被看作一种出口的商品，能创收外汇。英国的高等教育被视为有价值的国家财产，将同原材料和制成品一样得到开发利用。[28]关于英国创业型大学是以教学为主的学术资本转化，可以从英国创业型大学的典范——沃里克大学的发展中得到佐证。面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对大学拨款的锐减，沃里克大学试图以“省一半、赚一半”的政策来弥补被政府削减10%的经费。在三年运作中，前一部分失败了，节约很少，但是在创收方面却出人意外获得成功，总收入提高了12%。沃里克商学院围绕在英国国内开设的一系列工商管理硕士和行政官员训练课程，使大学获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商学院每年授予400多名工商管理硕士，160名博士，来自25个以上国家，不但为沃里克大学创造了更多发展经费，而且使沃里克的学术声望走向世界。[2]沃里克大学以教学转化为主的创业之路，从2017—2018年度收入的情况即可看出。当年，沃里克大学的年度总收入为63 150万英镑，其中学费和教育合同为31 660万英镑，占比50.1%，超过总收入的一半，其中来自留学生注册课程学费和国际预科课程学费的总额为15 290万英镑，占到学费和教育合同收入的48.3%。相比较而言，沃里克大学的研究补助和合同资金为12 650万英镑，占比仅仅为大学当年年度收入的20%。[47]可见，通过教育教学活动获得外部运营资金，是沃里克走向创业型大学的鲜明特征。在以教学为主的学术资本运营中，依靠国家资助而成立的沃里克大学，逐步摆脱了对政府资助的依赖，发展成为一个能够自食其力、自主行事的创业型大学。
2. 以研究为主的学术资本转换
斯坦福大学和MIT被称为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典范。早在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特曼（Terman,F.）就推动了通过研究的外部合作模式。如果有的院系（包括历史和古典科学专业）不能为学校带来研究合同，就要接受审查甚至惩罚，即使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也因为没有带来外部资金而受到批评。1934届的帕卡德（Packard,D.）和几名校友组建团队，租用斯坦福校园附近的一个车库开发电子电路，为把电子工程应用于计算机开发提供了基础，这直接促使了“硅谷”的形成。[33]斯坦福利用硅谷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这所大学又利用这些收入，在所有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表演艺术，以及诸如医学、法律和教育等主要专业学院的各系争取最高地位。[49]与斯坦福大学不同，MIT最早是作为赠地学院，在享有州政府基金的基础上建立的。伴随州政府不再愿意为其提供公共基金支持，MIT不得不走向创业道路。MIT以建立与政府的契约关系为出发点，争取政府科研经费的支持。在这种关系中，即使有大量研究资金流入校园，大学还是保持了它的独立地位。这是因为资助的请求是在竞争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质量的评估决定的。[31]可见，MIT并没有因为获得政府资助，而丧失大学自治。2016年，MIT的财政收入为355 180万美元，其中来自研究的收入为170 950万美元，占到总收入的48.1%，相比而言，MIT的学费净收入为36 150万美元，仅占总收入的10%。[51]通过科学研究走向创业型之路，已经成为MIT创业型大学的一个特色。事实证明，无论是依靠慈善捐赠而创办的斯坦福大学，还是仿照赠地学院模式而成立的MIT，都通过以研究为主的学术资本运营，逐步走向独立自主，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创业型大学。
（二）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运营的基本特点
1. 追求自主创业
传统型大学的学术资本运营表现出高度的依附性，大学很少考虑自主创业的问题，对于政府资助下的传统型大学更是如此。伴随着政府资助力度下降，多数大学是迫于经费压力不得不走向创业之路的。在克拉克提供的五个创业型大学经典案例中，瑞典的恰尔默斯技术大学是唯一不是由于政府削减拨款而变革的高等学校。与其他国家不同，高度福利化的瑞典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资助一直非常慷慨。政府指定，大学资助的费用约三分之一用于本科教育，三分之二用于科研和高级训练。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何种动力促使恰尔默斯技术大学开始组织转型？1993年，恰尔默斯在向政府提交的简报中阐述了三点理由：第一，大学希望取得配置所有资源的权利；第二，大学希望成为一个更加灵活的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大学在组织上和财政上的自主创新；第三，大学希望在招聘和任用工作人员时有更大的灵活性。[2]三点理由可以归结为一点，亦即大学试图主动摆脱政府控制，寻求能够自己决断事务的自治之路。恰尔默斯技术大学及早认识到，在政府的全面控制下，大学很难“在技术教育和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国际领袖。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转型至少具备五个要素：一个强有力的驾驭核心，一个拓宽的发展外围，一个多元化的资助基地，一个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一个一体化的创业文化。[2]事实上，这五种要素都强调自主创业的精神。没有强有力的驾驭核心，就只能唯赞助者马首是瞻；没有拓宽的发展外围，就没有自主创业的广阔空间；缺少多元化的资助，就没有自主创业的雄厚实力；没有激活的学术组织，就没有自主创业的讨价砝码；缺少众志成城的创业文化，就没有自主创业的凝聚力量。因此，一定意义上，追求自主创业是创业型大学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
2. 强调多元共济
在传统上，私立大学学术资本的运营主要依靠学费和慈善捐赠，公立大学学术资本的运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运营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跨越了公私二元分野的界限，形成了多元共济的学术资本运营模式。一个整体趋势是，创业型大学从政府获得拨款的份额在不断减少。从沃里克大学的年度收入变化来看，2014—2015年，沃里克大学的总收入是51 320万英镑，其中，政府拨款为5 910万英镑，占比11.5%;2015—2016年，沃里克大学的总收入是57 360万英镑，其中，政府拨款为5 790万英镑，占比10.1%;2016—2017年，沃里克大学的总收入是59 100万英镑，其中，政府拨款为5 840万英镑，占比9.9%;2017—2018年，沃里克大学的总收入是63 150万英镑，其中，政府拨款为5 960万英镑，占比9.4%。[54]可见，伴随沃里克大学年度收入的不断增加，政府拨款尽管有升有降、数额变化不大，但是政府拨款的占比连年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沃里克大学多元资助的能力不断增强。事实上，无论是MIT、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美国创业型大学，还是沃里克大学、约恩苏大学、恰尔默斯技术大学等欧洲创业型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大学的经费越来越多元化。从多个渠道获得资助对大学发展是有利的，不但是因为多个渠道资助可以为大学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还因为一旦某个资金链中断，会有其他的资助来替代。因此，多元共济是确保创业型大学摆脱传统依附角色的经济基础，是区别于传统型大学的组织特色。
3. 旨在发展学术
被誉为“硅谷之父”的特曼在带领斯坦福大学走向创业型大学的过程中，明确提出斯坦福大学应该按照两个原则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到特定的学术领域：该领域是否对大多数学生有益，是否与该地区重要的产业相关。[31]如果说斯坦福大学的创业之路，坚持以学生和区域需求为中心，那么沃里克大学的创业之路旨在不断提升师资力量和国际化办学。通过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沃里克大学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及服务社会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辉煌。20世纪90年代中期，沃里克大学已经成为学生心目中“英国最受人欢迎的大学之一”，在科研评级中居于同时期成立的七所“平板玻璃大学”之首。1994—1995年，沃里克大学利用创业资金，提出了沃里克研究员计划（Warwick Research Fellowships），决定在全球范围内聘请高质量研究人员。经过严格的学术筛选，在录取的36人中，自然科学17人，人文科学11人，社会科学8人，有44%来自海外，33%是女性。沃里克大学的成功做法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响。1994年9月，《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表社论，认为沃里克大学利用非政府资助的活动赢得足够利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这是对学术质量的一次投入，这种投入过去曾经来自公共的资金，但是公共资金不能足以为卓越提供资金。沃里克曾经因商业态度而受到诽谤中伤，这种态度被认为损害学术的完善，而现在有了资金用于增进学术，不同寻常，这是一个极大的嘲弄。”[2]沃里克大学的学术发展之路，不但为英国创业型大学树立了典范，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创业树立了标杆。
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主要是基于不断传承、创新和运用高深知识，这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根本特征。创业型大学的学术资本运营，归根结底要为发展学术服务，唯有此，大学才能够向社会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不为社会所抛弃。一定意义上，无论是传统型大学，还是创业型大学，在学术资本运营中，旨在发展学术都是组织生存的不竭动力。与传统型大学旨在发展学术是建立在外部资源高度依附的状态下不同，创业型大学因多元资助，其发展学术也就具有更为宽松的内外部环境，具有更为灵活的应对策略，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也就更为容易实现，学术创新的动力也就更加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
4. 避免商业侵蚀
密歇根大学前校长杜德斯达（Duderstadt,J.）认为，大学的角色和使命不同于企业。后者想着怎样赚钱，提高股票的价值，它的大部分决策都是短期行为，重点在每个季度的收入报表和股票价格。相反，大学不仅要通过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成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还有责任管理好以前的成就，做好为未来一代服务的准备。[57]换句话说，一个创业型大学绝不应该紧紧盯住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发展。创业型大学在寻求除了政府核心部门之外的支持中，绝非单纯针对企业。政府核心部门以外的很多其他机构，同样也都希望通过大学服务来获得回报。这些部门包括国防、卫生、运输、农业和林业、经济发展和技术开发等，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以及诸如欧盟等其他非盈利机构。事实上，这些大学在创业的道路上，不但没有被“商业化”，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为公共福祉服务。恰尔默斯大学在2000年，来自“其他国家资助”、“公共基金会资助”和“欧盟资助”的收入合计占总收入的25%以上，而来自私人公司的收入则少于10%。[49]因此，在政府部门看来，创业型大学不再是只知要钱，不懂得付出和奉献的乞讨者；在私人公司看来，创业型大学是能够为其带来技术转型升级的智囊团。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不可能通过金钱购买创业型大学的灵魂。只有避免商业化侵蚀，大学在创业道路上才能够走得更为坚实久远。因此，创业型大学与学术资本主义是完全相左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后者是出卖学术，唯利是图。
5. 履行责任担当
斯劳特和莱斯利在总结大学以科学研究为主创业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时指出，那些能够为大学和教师带来声誉的经费是他们最喜欢的经费。这些经费增加教学科研人员、单位和院校的声誉，因为他们专门拨给研究使用，而研究则是大学之间有区别作用的职能。这些经费受到同等的评价，因为它们有助于与外部团体建立更好的关系。[28]其实，何止是以研究为主的创业型大学，那些以教学为主的创业型大学同样如此。一个只顾招生赚钱的大学，一个人满为患的大学，一个不顾声誉四处广告函授的大学，看似短时期内能够换来经费，实际上丢掉的却是很难再用金钱买回来的学术声誉。学术与声望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链接体，学术资本是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的结合体。通过学术的创新、发表、转化等，科学家来寻求学术声望，积累资源以使自己创造更大的学术成就。他们能够维持甚至增加获取资源的途径，主要是建立在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之上的。如果一个科学家的声望评价下降太多，由于不能再获得资助，获取资源的途径就会消失，该科学家可能不得不放弃研究或至少是研究的辅助条件。这就是埃兹科维茨所强调的“声望循环”。[1]因此，创业型大学要想走得更远，必须从管理者到教师都要有责任担当。知识作为资本，绝不是建立在取代科学无私性的基础之上，而是为了使公益性的知识获得更好发展。2018年，沃里克大学官方网站显示，校长克罗夫特（Croft,S.）带领该大学的年度运营经费已经高达6亿英镑。在2017年11月22日的沃里克大学理事会会议上，决定将克罗夫特校长的年薪由287 892英镑增加到297 105英镑，增加了9 213英镑。克罗夫特校长立即通知大学，将捐赠10 000英镑用于支持大学的“难民奖学金计划”和沃里克艺术中心的“20∶20重建项目”（Warwick Arts Centre's 20∶20redevelopment project），并声称在担任校长期间，还将打算进一步为大学捐款。[61]相对许多打着知识公益性旗帜的公立大学校长的腐败案件，作为创业型大学校长的克罗夫特，其公益性正是带领该大学不断实现创业的基本前提。
与旨在发展学术一样，履行责任担当是所有传统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的共同义务。不同的是，传统型大学责任担当的评价主体，往往主要是资源依附的对象，大学只需要达到或者完成出资者的心理期待，一般不必考虑其他群体的态度。创业型大学因其市场行为的运作，必然会面对更加多样的经济或（和）社会价值的诱惑，因其利益相关者复杂多样，参与评价责任担当的主体也随之增多。某一个评价主体的否定，可能对于创业型大学的生存影响不大，但多个评价主体的否定，则可能为大学发展蒙上阴影。因此，相对于传统型大学而言，那些旨在发展成为创业型大学的组织，必然会面对更为多样的利益关切，具备评判何种利益优先的行动标准，具有更为强劲、更为灵活的担当能力。
五、结语
自近代以降，民族国家逐渐承担起大学发展的费用，教师或拥有终身教职或成为国家公务人员，大学无需为生计而忧。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对大学财政拨款几乎同时采取紧缩态度。面对经费困境，大学发展不得不走向转型：或是为了获取外部经济利益不惜牺牲学术声誉，这是典型的学术资本主义道路；或是励精图治、精心谋划，通过自身高深知识不断赢得外部信任和资助，创业型大学逐步成型。事实上，考量学术资本主义和创业型大学的行动边界并不复杂，按照埃兹科维茨的“声望循环”理论完全可以做出判断。
在一定意义上，当今世界大学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当政府不能或不愿再承担大学发展运营经费的时候，大学是走向学术资本主义还是走向创业型大学，将会影响深远。根据历史规律，如果走向学术资本主义，大学的命运将会与中世纪欧洲传统大学的命运一样，走向灭亡，巴黎大学等22所传统大学被强行取缔就是鲜明例证。根据创业型大学产生发展的历程，现代大学自觉走向创业之路是使自己能够不断强大的根本保证。瑞典的恰尔默斯技术大学在政府拨款没有削减的情况下，毅然走向创业之路，更加彰显了大学的行动自觉。这种行动自觉背后的逻辑，是大学为了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了能够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学术成就和学术威望，为了能够成为一所摆脱外部牵制，按照自己主张行事，更好干事创业的大学。
从欧美创业型大学兴起的历程来看，这一新型大学组织的出现，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些创业型大学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不断追求和走向卓越，主要在于能够时刻坚守大学组织的基本底线：追求自主创业的目的，是旨在发展学术；强调多元共济的方略，不忘远离商业侵蚀；面对多元利益的诉求，强调责任与担当。这些组织特点，都是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后发国家的大学，在走向创业之路时应该吸取的成功经验。如果把创业型大学兴起之路，放置于更加宏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之中，我们还应当谨记，大学终究不是商业公司，而是公益性的高深知识组织，知识公益性的实现，不能够一厢情愿地完全依靠大学。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不难看出，什么时候、哪个国家开始重视高等教育，鼎力资助大学之时，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就会全面崛起。在21世纪，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目标实现的一个可能路径是，既需要政府为大学不断注入资金并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自主，也需要大学主动借鉴并养成创业型大学的特征和精神，不单纯依赖政府而走向自主创业，不依赖单一资助而走向多元共济，远离商业侵蚀，应对多元诉求，履行责任担当，致力发展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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